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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天花板、大理石楼梯，阳台和窗户都镶着由附近梅拉诺（Murano）生产的精致玻璃。威尼斯是欧洲、非洲和亚洲贸易的最佳集散地，并且能够用优雅得体的形象展示这一身份。

兴盛繁荣的城市不只是威尼斯。达尔马提亚海岸星罗棋布的城镇都是进口和出航的停留地点。拉古萨（Ragusa，即今克罗地亚的杜布罗夫尼克）见证了14世纪和15世纪的繁荣盛况。1300年到1400年间，当地的财富增长了四倍，人们不得不为嫁妆的价格设一个上限，以限制过高的消费。城市资金过于泛滥，人们甚至开始考虑废除家奴：家庭资产已经如此富余，继续奴役一个和自己一样的人而不付工钱好像不那么仗义。像威尼斯一样，拉古萨也在忙于建立自己的贸易网络，加强与西班牙、意大利、保加利亚甚至是印度之间的关系。他们在印度的果阿（Goa）建立了一个殖民地，并以圣布莱斯（St　Blaise，守护拉古萨的圣人）教堂为中心。

亚洲许多地方同样出现了类似的野心和成长。随着和中国及波斯湾地区的贸易活动日趋频繁，印度南部的商业景象异常繁荣。行会相继成立，以确保商业活动的安全和货物质量，同时也是一个垄断机制，防止地方竞争的出现。这些商业行会将钱财和权力集中在自选的一群人手中，在马拉巴尔沿海地带和斯里兰卡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样的体系下，商业行为走向正规化，交易的效率和公平得到保障。据中国旅行家马欢在15世纪初的记载，买方和卖方的价格是由一个中间人确定的，所有的税款和费用都经过事先计算并且必须支付，否则无法放货。这对长期贸易商来说是个好消息。我们找的是诚实可信的人——马欢这样说道。

但不管怎么说，这些都是书上的记载。事实上，印度南岸的城镇并非一片和谐，它们相互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科钦（Cochin）作为卡利卡特的对手在15世纪出现，它以优惠的税率吸引大量的贸易，从而获得成功。这构成了某种程度上的良性循环，因为它引起了中国人的关注。大航海家郑和（信奉伊斯兰教的宦官）几次率领着中国舰队下西洋，展现出中国的海上实力、影响，以及直通印度洋、波斯湾和红海的长途贸易能力，并特别注重和科钦统治者建立友好关系。

这些出使行动是14世纪中叶取代蒙古元朝的明帝国展示野心的举措之一。北京投入了大笔资金，建立了支援、保卫都城的基础设施。大批兵力调到了边塞，以守卫北部草原边疆，并与复兴的高丽人争夺满洲。南部的军事力量则是为了确保柬埔寨和暹罗的进贡通道畅通，他们能带来大量的当地特产和奢侈品，为的是以财物换得平安。比如说在1387年，暹罗王国进贡了1。5万磅的胡椒和檀香木，两年后又送上了十倍数量的胡椒、檀香木和燃香。

当然，对外开拓是需付出代价的。郑和的第一次远航带了60多艘大船、数百艘小船和大约3万名水手；光是军饷、设备还有将军们携带的用作外交的礼品，就花费巨大。支付这次以及此后数次远航的都是大量生产的纸币，当然也同样得益于金银矿开采的增加——1390年以后的十年间，通过采矿获得的资金增加了三倍。此外，农业经济的发展和税收政策的完善同样给中央政权带来了大笔的收入。某当代学者称这是一种计划经济的建立。

中国的财富还得益于中亚的发展。在那里有一个军事将领突然崛起，成为中世纪后期唯一一个最令人瞩目的人物，他就是帖木儿。他的成就巨大，连英格兰的戏剧都写到了他；他的疯狂进攻在现代印度人心目中都留有记忆。帖木儿从14世纪60年代起跨越蒙古旧土，在从小亚细亚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广阔土地上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并且还着手实施雄心勃勃的工程：在他的疆土上，如撒马尔罕、赫拉特和麦什德（Mashad）等城市，大量修建清真寺和各种皇家建筑。大马士革陷落后，一位当时的评论家说道，木匠、画匠、织工、裁缝、宝石切割师，“总之所有的手艺人”都被遣往东方的其他城市参加修建工程。西班牙国王派往帖木儿宫廷的特使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建筑规模，以及新型建筑的装饰标准：撒马尔罕附近的萨赖宫（Aq　Saray　palace）走廊“装饰精美，用的都是金色和蓝色的瓷砖”，接待大厅“也是金砖蓝砖，宫顶全是金子”，就算是巴黎最有名的工匠也做不出这样的精品。但这些和撒马尔罕城以及帖木儿本人的宫殿相比还不算什么：帖木儿的宫殿里装点着金树，“树干如人的大腿一般粗”，金树上结着“水果”，近处观察才知道，那都是红宝石、绿宝石、松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