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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他手里。湘军能够对付太平军,他们的军费,朝廷和巡抚衙门最终是会全部承担的。
曾国藩在衡州没有官场上的为难,却深感兵力匮乏。战争的持续和扩大,使能征善战的军士,远远供不应求。
江忠源此刻正在外省作战,而太平军从南昌撤围后,江忠源从南昌到达九江,就因楚军大量散去,而奏请清廷给他增兵。
曾国藩得知此事,给江忠源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现在最可恨最令人伤心的事情,是朝廷的军队兵败不相救。调派兵员时,从几个营或几十个营中抽选一千人,士兵之间互不熟悉,统领军队的人,又不是本营过去的将领,下级便不服从调配。至于绿营兵与勇丁碰到一起,更是互相嫉恨。在桂东战役中,三厅兵在街上寻杀湘乡勇。湘军增援江西时,镇筸兵在三江口打杀湘乡勇,重伤十多人。现在朝廷的部队习气败坏,调度方法陈腐,就是圣人也无法令将士同心。
曾国藩又说,江忠源奏请增调六千名云南兵、贵州兵、湖南兵和广东兵,招募三千名勇丁,总计一万人,编成一支部队。那六千名军士,必须有一两名大将统领。但他们这些文官,要和绿营将领打交道,真是很难。绿营将领大多数卑俗平庸,根本谈不拢。还不如训练一万名乡勇,全部挑选湖南家乡那些朴质而又善战的君子,以忠义的精神来统帅他们,加以刻苦的训练,激发他们的斗志,才可以投入战斗。
1853年,咸丰三年(23)
曾国藩的这番话,表现了他的先见之明。他实际上是在劝告江忠源,在失去自己亲自训练出来的新宁勇丁之后,不要急于投身作战,疲于奔命。在重新训练出一支家乡的部队之后,再投身战斗,是比较稳妥的办法。可惜江忠源没有听从他的劝告,很快又带领杂牌部队投入新的战斗,结果把自己的性命也搭进去了。
性格决定命运。江忠源之所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因为他注重节操和义气,不忍见危难而不救,于是放弃大局的考虑。其实曾国藩已经预见到这个结果,早就说他一定会为义气而献身。
在外省作战的江忠源缺乏兵力,再次提醒了曾国藩:必须继续扩大本省团练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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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在长沙的遭遇,伤了他的自尊,也刺激了他的欲望。他早就知道,光靠绿营的力量,是对付不了太平军的。只有“别树一帜,改弦更张”,纯靠湘军的力量,不掺杂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绿营,才能驱驰东南,逐步肃清太平军。
曾国藩扩军的初步设想,是办成六千人的陆师,和江忠源的四千楚军,合为万人大军。
那时候,曾国藩身边只有三员干将,就是塔齐布、罗泽南和王錱。塔齐布勇猛过人,稍缺谋略。罗泽南勤恳扎实,拙于交际。对于扩军,只有不在身边的王錱可作指望。这个年轻人擅长言辞鼓动,以前在湘乡招募勇丁和筹饷,很有一套办法。所以,曾国藩刚在衡州安顿下来,便写信给王錱,请他协助招募兵勇。
王錱正为湘乡子弟兵在江西的损失而悲恸。罗泽南所部在南昌丢下了八十多具尸体,谢邦翰等四人是王錱的同学和挚友。他发誓要率领湘中子弟,慷慨兴师,为死去的人报仇雪耻。王錱正想向骆秉章和曾国藩请求招募勇丁,出省作战,曾国藩要他招兵买马,正合他的心意。
曾国藩和王錱计议,初次共招募六千人,办一支复仇的“义师”,其中由王錱统带两千人,自筹饷银一万两。可是王錱到了省城以后,欲望膨胀,改变初衷,把为自己招募的人数增加到三千四百,而且通过他在官场的活动,饷银也由自筹变为官拨。
湖南的官场为什么愿意给王錱增拨军饷呢?原来,在长沙的提督标兵闹事以后,省城的官吏都成了曾国藩的私敌,谁都想看他的笑话。但是,这位团练大臣掌握着一支精锐部队,虽然兵员不多,却有很强的战斗力,湖南境内的防剿还有赖于他。再说,他在文宗那里说话很灵,湖南官场在场面上还得予以支持,凡是军事、饷事和吏事,都不得不让他几分。
但是,骆秉章非常赏识王錱,而王錱乐于听从他的差遣。王錱善战,在省内不到一年就屡立战功,相继升任知县、同知和直隶州知州。但他出身低微,容易交往,要他做什么事情,自然比跟曾国藩打交道容易多了。倘若官府在军饷和军备上予以支持,帮助他增加兵力,他就能成为湖南官府的依靠。同样是公费,反正是要用于团练,给曾国藩还是给王錱,没有区别。有此机缘,他们自然倾全力支持王錱,而把曾国藩晾在一边了。王錱增加招兵人数,就是因为有他们做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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