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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次年署理福建巡抚。1882年2月27日，逝世于广东揭阳家中。

在发展实业方面，丁日昌首创轮船航运事业，创设江南制造总局，倡办开平煤矿和轮船招商局，在台湾开矿藏、筑铁路、架电线、造船械、办农垦等。

在军事国防方面，他提议创建北平、东洋、南洋三支水师；建言建策不计资历，从实践中选拔各方面的人才。

在外交方面，他力主维护主权和收回利权等。

在内政方面，他提倡清政廉洁，严惩贪官污吏，平反冤狱，清理积案，剔除陋规积弊，蠲减苛捐杂税，注意治水促耕，抢险救灾等。

在华侨华工方面，他建议禁止外人在沿海诱骗华工出国；建议设市舶司，管理在外国的华侨和华工等。

在文化教育方面，他建议变八股为八科，改革科举制度，推动和促成派遣第一批留美学童，挑选船政学堂优等生赴欧留学，组织翻译出版西方科技书籍和编撰府志政书，主张在通商口岸创办报馆，倡导广设社学和义学。

1854年｛咸丰四年｝，广东天地会起义军进攻嘉应｛今梅县｝，丁日昌为李璋煜献计，以坚壁清野的办法对付起义军。

事后论功，授琼州学训导，三年后迁任江西万安知县。

1861年，调任卢陵知县，正赶上太平军进攻卢陵，县城失守，被清廷革职。

当时曾国藩正率湘军在安徽作战，丁日昌转投其幕中，为其襄办军务。

1862年｛同治元年｝，奉曾国藩之命，前往广东督办厘金。丁日昌在抵达广州后，发挥自己通晓火器制造的专长，在广州市郊燕塘，亲自设计并监制成功短炸炮36尊，炮弹2000余颗。

这些武器受到广东清军的欢迎，丁日昌因此声名远播。

1863年，被李鸿章调赴上海，创设炸炮局，制造18磅、48磅等多种开花炮弹，同时也铸造少量短炸炮，供淮军攻击太平军之用，在进攻常州作战中发挥相当的威力。

在这个过程中，丁日昌的思想发生了两个重要的变化。

一是认为“太平军已不足平”，真正构成对清朝威胁的是外国侵略者。

1864年8月，他上书李鸿章，指出现在中外交通，洋人乘我多事之秋，不时恫吓挟制，令人忧愤难忍，必须积极自强以图御侮。

他认为外国的长技在于船坚炮利，洋人恃此以挟制华夏国，我们也可以取其所长以对付洋人。

丁日昌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他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认识到，华夏国传统的生产工艺和手段无法适应近代枪炮制造的需要。

旧式泥炉炼不出能够制造近代枪炮的钢铁，用泥模铸炮也很难使炮膛光滑匀衡。

因此，丁日昌产生了改革生产工艺和手段的强烈愿望。

他在上海与洋人频繁接触，已对西人的机器工厂有所了解。

王韬所著的《火器说略》，更使他对近代枪炮的制造原理、生产工艺，特别是车床等生产工具有了更深的理解。

他写信向李鸿章推荐王韬，同时建议设立“夹板火轮船厂”，用机器生产近代轮船和枪炮。

恰在这时，容阂提出了要在华夏国发展“制器之器”的主张。丁日昌立即深表赞同，“制造之理是一脉相通的”，“一有制器之器，即可由一器而生众器，如父之生子，子之生孙”。

从手工生产进而追求机器生产，是一个重要的观念变革。这个观念变革，对华夏国19世纪60年代洋务自强运动的兴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丁日昌以这种新的认识和观念为基础，在上海积极设法，主持收买了美国人设在虹口的旗记铁厂，合并原来的炸炮局。

后又接纳容阂从美国购回的机器，于1865年9月正式成立了江南制造局。

江南制造局是清政府设立的第一家近代军工企业，标志着华夏国近代军事工业的产生。

在对海防的贡献方面，丁日昌以苏松太道的身份，出任江南制造局的第一任督办，为该局拟订了经营大纲。他提出要留外国技术人员为教习，培训华人技艺，力争自主，不受洋人控制。

鉴于局中原有设备以造船机器为多，他让局员详考图说，“就厂中洋器，以母生子，触类旁通”，制成大小机器30余台，用以制造枪炮。

据曾国藩后来奏报，其所造枪炮“皆与外洋所造者足相匹敌”。

后来，他又设法扩展该局的生产能力，由生产枪炮进而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