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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子”；曾在信中和他弟弟鹤章怀旧：“前吾祖父穷且困；至年终时；索债者如过江之鲫。祖父无法以偿；惟有支吾以对。支吾总非长久之计；即向亲友商借；借无还期；亦渐为亲友所厌。其时幸有姻太伯父周菊初者；稍有积蓄；时为周济；并劝祖父以勤俭；并亟命儿孙就学；吾祖父从其言；得有今日”（《李鸿章家书》）可见早年李家日子并不好过。但是李殿华心气很高；立志让四个儿子都能读书做官；飞黄腾达；光宗耀祖；为此；不惜工本地请来科场高手当家庭教师；助儿子们攻读、备考。

四个儿子中总算小儿子李文安实现了老爸的理想；于江南乡试中举；四年后又考中了进士；从而跻身于京城衮衮诸官之列；使李家这个淝水边的中农之家；一夜之间“以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庐州府志》）。李文安即是这个家族走出安徽、走向官场、走向京城、走向沿海的第一人；是李家有家谱记载的前七代人中；惟一的一个进士。

考中进士在当时真是何其了得！多少人苦读一辈子也不得入其门。李鸿章的淮军哥儿们中；只有刘秉璋一个人是进士。他的同党唐殿魁、唐定奎家；打仗能行；读书不行；二百年间；整个唐氏家族只考中了一个秀才；所以他的后代唐德刚先生正话反说：考进士考不中是正常的；而考中是不正常的（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全国每四年才有一次考进士的机会；每次只有百余名幸运儿能够登榜；比现在的博士还难考；可见科举之难“难于上青天”。

李文安早年读书读得很苦。他在兄弟中排行最小；从小身体很弱。别人家聪明的孩子四岁就开始启蒙了；他到八岁才读书。到了十三岁。别人都有考上秀才的了；而他才读完“四书”和“毛诗”。老爸望着他直发愁；没看出他是个大器晚成型的人才；还以为他贪玩不用功；就叫大儿子李文煜来督阵；专门管着他读书。

李文煜科场也不顺心；考中秀才后就再无长进；也学老爸的样子；在家开馆收徒教书。这个大哥对付小弟也真厉害；每年正月初三就开学；一直要念到大年夜为止；毫不放松。毕竟严师出高徒；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结果李文安中了举而大哥未中；几年后李文安又中了进士；而他几个哥哥都名落孙山。

不过李文安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他苦读到三十五岁那年（1834）才江南乡试中举。在这之前；他已经历了十数年的寒灯煎熬；期间也当教书先生；或收徒；或馆于人家；但自己的功课绝不放松。中举后又过了四年；终于考中了进士；这时他已快四十了；度过了他的人生的大半截（据李文安《都门望云思乡赋》）。

但最要紧的还是他的“命”好。他这个进士中的不早也不晚；正好与数年后大红大紫的曾国藩同一年考中；这种关系过去称为“同年”。在那个时代；这是一种极其微妙又极其重要的人际关系；从“实惠”的意义上说；远远超过了同乡、同学、同族，甚至超过同胞的关系；因为同时考中进士就意味着要同时做官；有着共同的联系和参照。初做京官的他们无形中就是一个整体；除了他们的考官；他们之间往往比官场上的其他人更亲近；更能够理所当然地相互帮忙；相互利用。

李文安性格比较内向；“资性中下”；但他万事心中有数；眼力不差；同年中始终与曾国藩拉得挺紧。那时曾国藩不过是个普通的京官；初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不过是个编编史书的闲官；后来才当上礼部、兵部、吏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副部长）。而李文安早早地就安排两个儿子李瀚章和李鸿章去拜曾为师；跟其学“经世之学”；一旦到了他们要奋发进身的时候；就派上大用场了。这大概是李文安贡献给他的家族的最高智慧。

他本人作为司法官清廉正直；方刚厚重；坚持依法断案；每到秋审最后断案的时候；披览案卷总到深夜；力求准确地量刑；不冤枉一个好人；“庭诤面折；人有包老再世之目”。但他“以倔强不苟合；不获于上官”（李鸿章为其母亲写的《墓志铭》）。其实，历来官场上都是如此；做事既要认真；又不能太认真；要看是什么事。你什么事都太认真了做官就不讨巧了。问题是李文安安徽人的脾气；凡事都太认真了；就必然不讨上司的喜欢；所以他始终没能当上“部级干部”。他们同年中别人都升得挺快；他弄来弄去还在看监狱。

尽管如此；一些正直的同僚们看得清楚；用诗的形式记下了他做的好事；尤其是善待狱囚的善举；这在那个黑暗的时代是极其难得的。那年头连无辜的老百姓都没人关心；谁还去关心那些狱囚呢？

有《咏李玉泉先生为提牢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