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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无法从这里得到任何帮助，因为——大家也许会认为村里的人应该为自己感到惭愧——村里没有一个人愿意陪我们回“本鲍将军”。但是，我们越是向他们诉说我们的困境，他们——男女老少——就越是呆在屋里不肯出来。福林特船长这个名字对我来说虽然很陌生，对这里的一些人却是耳熟能详，足以使他们满怀恐惧。而且，村里有几个人到“本鲍将军”老店再过去一点的地方干过农活，他们这时突然想起曾在大路上看到过几个陌生人，当时以为他们是走私犯，就避开了他们；另外，至少还有一人看到我们称作“基特洞”的海湾里停了一艘小帆船。这样一来，福林特船长的任何一个伙伴都足以把他们吓死，长话短说，虽然有几个人愿意骑马去另一个方向的利维塞大夫家，却没有一个人肯帮我们保卫旅店。

人们都说懦弱是互相传染的，但反过来说，争论也能使人勇气倍增。因此，等他们一一都说完后，我母亲对他们说了一番话。她宣称，她决不放弃本该属于我这没有父亲的孩子的钱。她说：“如果你们谁也没有这个胆量，我和吉姆有。我们这就顺原路回去，对你们这些体壮如牛却胆小如鼠的人，我们真是感激不尽！我们即使丢了性命也要把那箱子打开。克劳斯里太太，谢谢你借给我那只包，去装本该属于我们的钱。”

我自然说我要和母亲一起回去，而村里的人也自然纷纷叫嚷劝阻，说我们昏了头。但即使到了这种时刻，他们仍然没有人愿意陪我们回去。他们只给了我一把上了子弹的手枪，说万一遭到袭击时可以派上用场。他们还保证准备好马匹，万一我们回村子时遭人追杀可以骑马逃跑。与此同时，一个小伙子会骑马去大夫家寻求武装援兵。

我们母子二人在那寒夜动身去冒险时，我的心怦怦直跳。一轮暗红色的圆月正在升起，透过雾霭的上部向下窥视，我们立刻加快了脚步，因为事情很明显，等我们再从家里出来时，月光就会把一切照得如同白昼，我们的行踪就会暴露在任何人的面前。我们沿着树篱悄悄前进，无声无息，脚步轻快。我们一路上既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任何能引起我们恐惧的动静，进了“本鲍将军”，关上店门后，我们大大地松了口气。

我立刻闩上屋门，然后我们站在黑暗中喘了会儿气，与我们相伴的还有船长的尸体。母亲从酒吧间拿来了一支蜡烛，然后我们互相牵着手，一起走进了客厅，船长还仰面朝天地躺在原来的地方，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只胳膊直挺挺地伸着。

“吉姆，拉下窗帘，”母亲小声说，“他们可能会在外面偷看。”等我放下窗帘后，她又说，“我们现在得把钥匙从他身上取下来，可谁去碰他呢？你说呢？”她最后一句话几乎是带着哭腔说的。

我立刻跪在地上，准备找钥匙。船长手旁边的地板上有个小圆纸片，一面涂了黑。我认定这就是那黑券。我把它捡起来，看到它的另一面非常工整地写着短短的一句话：“限你今晚十点”。

“妈妈，他们今晚十点钟来。”我说。就在这时，我们家那只旧钟“当当当”地敲了起来。这突如其来的响声把我们吓了一跳，不过它带来的是好消息，因为这时才六点钟。

“吉姆，快把钥匙找出来。”母亲说道。

我把船长的衣服口袋一个一个地摸了一遍，结果只掏出来几枚小硬币、一个顶针、几根线、几根很大的针、一根被咬掉一端的烟草卷、他那把柄上裂开的折刀、一个袖珍罗盘和一个火绒盒。我感到绝望了。

“也许钥匙挂在他的脖子上。”母亲提醒我说。

我忍着强烈的厌恶感，撕开他的衬衣领子，果然看到他脖子上挂着一根涂了柏油的细绢。我用船长的折刀把细绳割断，拿到了挂在绳子上的钥匙。这一小小的胜利使我们充满了希望，于是我们赶紧跑上楼，走进他住了那么久的房间。自从他住进我们店里后，那只箱子就一直搁在那里没有挪窝。

那只箱子看上去与任何水手的箱子没有什么两样，盖子上用烙铁烫了个名字的缩写字母B。由于使用多年，且又不加爱护，箱子角有些破损。

“把钥匙给我。”母亲说。虽然锁很紧，她转动钥匙，一眨眼就把盖子打开了。

一股浓烈的烟草和柏油味立刻从箱子里扑鼻而来。然而，箱子的上层只有一套料子很好的衣服，刷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母亲说，这套衣服还从来没有被人穿过，衣服下面是五花八门的东西：一架四分仪、一个小锡壶、几卷烟丝、一对漂亮的手枪、一根银条、一块老式西班牙表、几件不值钱的小玩意儿（大多是外国货）、两只镶黄铜的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