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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干部要有为国家彻底牺牲的精神，牺牲生命、牺牲名誉；就像古诗里的梅花一样，“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陶晶孙这段写“花”的文字，也许是对潘汉年作出的某种呼应吧。

据现已公开的历史资料显露，陶晶孙与“20世纪最伟大的国际间谍”佐尔格的首席搭档尾崎秀实——出身于日本贵族家庭的日共秘密党员——应有密切合作关系。

受到希特勒信任的德国“纳粹党员”佐尔格，其实是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网负责人；其祖父担任过马克思的秘书。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佐尔格在上海领导远东情报网时，曾把《朝日新闻》驻沪记者尾崎秀实发展为核心成员。那份被斯大林忽视的、德国将于1941年6月下旬进攻苏联的珍贵情报，即由尾崎秀实侦获。陶晶孙早年在日本，与尾崎秀实便是关系极其亲密的莫逆之交。陶晶孙在上海主持《大众文艺》时，尾崎秀实曾多次撰稿。尾崎秀实邀请陶晶孙合译的中国第一本左翼话剧集《蜂起》（日译本），由陶晶孙亲自作序。而陶晶孙在上海因参与左翼话剧演出，被国民党军警追捕时，曾逃往尾崎秀实家中避难三日。尾崎秀实还曾在上海，将佐尔格的重要助手、日籍左翼记者山上正义介绍给陶晶孙为友……

尾崎秀实于1941年10月，在日本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他利用好友、在位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侦获了日军即将南下亚洲，并对美国开战的绝密部署。然而，尾崎秀实却也因此导致自己与佐尔格一起被送上绞架。当尾崎秀实被日本法西斯判处死刑的消息在中国传开，中日反战人士一致出面大力营救时，陶晶孙却出奇地保持了缄默，并从此不再提起这位挚友的名字。也许正是特殊奉献者之间的特殊友谊，使他“此处无声胜有声”。

对陶晶孙鲜为人知的秘密工作内情，夏衍曾对陶瀛孙作如许透露：抗日战争爆发后，陶晶孙和他的夫人弥丽留在上海。1937年12月，夏衍和潘汉年同志同船离沪南下香港。潘汉年曾告诉夏衍，他的人都作了安排，陶晶孙留下来，因为他长期留学日本，与日本文艺界有广泛的交往，让他隐蔽下来，做些工作。由于这是党的秘密，所以外界都不知道。有人随便说陶晶孙是“汉奸”，使他蒙受了不白之冤。事实上，他和左翼女诗人关露一样，他的行动是受潘汉年领导的。

五。举家逃离台湾飞赴日本

史料还证明，抗战胜利后，陶晶孙曾立即协助潘汉年，把日本医院的贵重物资秘密转运到苏北新四军军部。

1946年，陶晶孙经潘汉年批准，加入国民党接管大队，渡海前往宝岛台湾，参与接管日军留在台湾的重要战略物资，此后留在台湾生活。（陶瀛孙语）

据陶瀛孙介绍，陶晶孙与潘汉年的已知工作联系，可靠材料即如上述；曾有小报根据想象演绎成大段离奇故事，则纯属虚构。现存史料尚无法揭示陶晶孙在台湾的具体工作状况。

据陶晶孙的家人回忆，陶晶孙抵达台北后，便由友人、国民党政府卫生部长罗宗洛亲自保荐，参加了接管台湾大学等工作，并出任台大医学院教授与热带病研究所长。

转眼就到了1950年初。

正当陶晶孙在台湾大学等处忙忙碌碌之时，中共台湾地下省委书记蔡孝干被捕后叛变，供出了中共情报网打入国民党上层、高居国防部参谋次长要职的吴石（后被枪毙），和以台湾大学医学院助教为掩护身份的中共台北地下市委书记郭秀琮（后叛变），以及中共华东局驻台女机要联络员朱枫等潜伏干部（朱枫壮烈牺牲于台北街头，现已由国家安全部公开追认为烈士）……这一系列恶性事件，导致台岛发生了针对左翼人士的持续性大捕杀。

奇人与奇书（5）

警车日夜呼啸、血案不断之际，一位消息灵通的远亲紧急通知陶晶孙，他的小儿子陶易王因为参加反独裁的左翼学生运动，也已被列入逮捕名单。陶晶孙早已严厉警告小儿子：“绝不能图一时痛快暴露自己，你一旦被捕，对革命不利！”（陶易王语）倘若陶易王此时被捕，暴露的就绝不是他一人。

陶晶孙感觉危险正在逼近，遂立即以赴日本参加学术会议为名，向当局申请只身离开台湾。事实上，他走关系购得五张往返机票，而后迅速带着弥丽和三个儿子，举家飞离台北。

据陶易王回忆：“逃离台湾，一切准备工作都是秘密进行的，为了制造假象，家中一切照常，就像是只有父亲一人出门似的。来机场送行的人看到我们全家上了飞机，都很吃惊。父亲在起飞之前，一直担心会被扣押。”

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