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6部分(第1/4 页)

志愿军一位副军长给刘伯承及其他院的领导人来信说：“我于1954年12月份毕业后回部队工作。在这短短的一年里，在指导部队正规建设和战斗训练方面，深深体会到：由于学院的培养，自己是大大提高了一步，特别是军事学术的收获更显著些。因而，在组织指导部队指挥员和参谋人员训练方面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解决了各项工作中的很多问题。我之所以能够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取得这样大的收获，完全有赖于党的关怀和母校卓越的工作。”

志愿军一个军的4名领导干部联名给刘伯承来信说：“一年来，我们深深体会到在学院所学的东西，对于指导实际工作的重要意义。过去所学的理论，帮助我们在工作上解决了许多困难，使我们在许多问题上能够正确地贯彻执行建军方针，服从建军利益。如果说我们离校后在工作上稍有成绩的话，这就是学院对我们教育的结果。”

野战部队一个师的领导干部来信说：“全师部队都在修建营房，未进行全训，只是干部进行了各级指挥员和各级司令部图上和现地作业。进行作业时，我在母校所学的东西是完全用得上的，在组织与领导作业时更大有用处，这就使我体会到学与用是完全可以结合的。”

海军陆战师的一个领导干部来信说：“我们这里正在进行登陆作战演习。

我有几个不懂的问题，向院首长请教”。许多毕业学员来信，要求军事学院将攻防战斗概则，各兵种战斗概则，江河战斗、遭遇战斗、山地战斗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的教材讲义发给他们一套，便于他们继续学习和指导部队训练。

刘伯承读着这封封来信，心中感到莫大的安慰。军事学院五年来的训练工作究竟如何，事实已经做出了最好的回答。五年来用心血与汗水浇灌的“树木”，已经结出了累累的“硕果”。为国防现代化建设而奋斗的共同愿望，已经把他和成百上千个毕业学员的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如今，这位严谨、勤勉、谦和的“园侗，已经“桃李满天下”了。

五年来，刘伯承为了办好军事学院，为了训练好全军中、高级干部，起早睡晚、废寝忘食、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工作比战争年代还要繁重、更为辛苦。过度的勋劳，使得他多病的身体越来越衰弱了。他的夫人汪荣华说：“在我们共同生活的数十年中，我看到他这一时期的学习和工作是最辛苦的，身体也是最不好的。”

第二十三章一九五八年的风波

第一节风波的缘起

历史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径情直遂的。

正当刘伯承领导军事学院不断前进的时候，1958年开展的所谓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使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也使军事学院乃至全军的军事训练遭到严重的挫折。

这场斗争从军事学院开始，进而波及军队各个院校，并蔓延到各部队和机关，使全军的军事训练走了一段大的弯路，从而大大延缓了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会议期间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当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为，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对的。同时也认为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在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露其错误的严重性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因此，中共中央坚持全面评价斯大林的正确立场，同时又以斯大林的错误为鉴戒，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而写成的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4月25日，毛泽东主席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著作，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同时，也提出了“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不能盲目的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并明确地指出“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部还有教条主义”。

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的通知，要求全党认真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5篇文章，“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克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克服学术研究、报刊宣传、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也发出了贯彻中共中央指示的补充通知。

军事学院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就是在上述国际、国内背景下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