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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不为他所害。朝臣、宦官相互倾轧，无有宁日；国事混乱，无人过

问。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而嘉靖皇帝则成天忙于拜神、炼丹、求仙。上

行下效，全国一派乌烟瘴气。明代中叶的经济状况更不如前。当时严重问题是土地高度集中。王公贵

族大肆霸占上地，农民纷纷破产。勋戚、宦官原来都有庄田。庄田的数量一

年年扩大，到明中叶，已大大超过前代。弘治时期（1488—1505）。京畿的皇

庄只有5　座，占地18000　余顷；到正德年间（1506—1521），皇庄扩充到36

座。占地达37000　多顷。（《皇明经世文编》卷二○二，夏言《查勘报皇庄

疏》）皇亲国戚、宦官、军官四处掠夺土地，巧取豪夺之风，遍及州县。弘

治年间，顺天府庄田共332　座，占地33000　多顷；到正德十六年（1521　年），

由顺大府延至北直隶，庄田占地已达209000　余顷。奸相严嵩一家，在北京附

近有庄田150　余所，又”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无虑数十所”。（《明

史》卷二一○，《邹应龙传》）严嵩原籍袁州府，该府四县之田，十分之七

被他侵占。（《皇明经世文编》卷三二九，《申逆罪正其刑以彰天讨疏》）

当时，豪绅地主的土地“阡陌连亘”，往往“一家而兼十家之产”。广大农

民丧失土地，沦为佃户，“佃富人田，岁输其租”，每亩收成只得数斗，而

所交地租却高至一石二三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高利贷者，

乘机盘剥农民，利息高达四、五倍。不少农民卖了田地，仍需上税，造成“产

去税存”局面。（《日知录集释·苏松二府田赋之重》）当时流行的民谣说：

“一亩田无七斗收，先将六斗送皇州。止留一斗完婚嫁，愁得人来好白头。”

（《广治平略·舆地篇》）地主剥削农民敲骨吸髓，相当残酷，无异于”夺

泥燕口，削铁针头；鹭丝脚上剥精肉，蚊子腹内刮脂油”。

农民除了忍受地租剥削，还要遭受差役之苦。明宪宗时给事中丘弘曾指

出：“孤寡老幼皆不免差。空闲人户亦令出银。故一里之中，甲无一户之闲，

十年之内，人无一岁之息。甚至一家当三五役，一户遍三四处。”（《明宪

宗成化实录》卷三十三，成化二年八月）正德之后，除了银差，又征力差。

为了逃避差税，农民被迫流亡四方，成为无业流民，因此，全国户口大大减

少。明初永乐年间（1403—1424）全国户口有2000　万户，到弘治四年（1491）

只剩下900　余万户，不足永乐时三分之一。农民流亡后，地主为了逃避地税，

大肆隐瞒土地。明初全国有土地850　余万顷，到弘治十五年（1502）只有422

万多顷了。有的地区，人口“逃亡过半”，甚至“十者只存其一”。大量土

地被抛荒，农民背井离乡，逃亡他乡，扶老携幼，露宿荒野，以野菜树皮维

持生活，抛妻卖儿，惨不忍睹。

农民破产，人口流亡，土地抛荒，造成政府财政危机。嘉靖年间，政府

每年收入仅200　余万，还不及全年支出的二分之一。只好向人民“加派”。

嘉靖三十年（1551）明政府在南畿、江浙等富裕州县开始实行“加派”，年

增赋百二十万。后来巧立加派，名目繁多，有“箕敛”，“派括”、“箕税

契”，“折民壮”、“提编”等。（《明史·食货·赋役》）农民不堪重负，

为生活所迫，只好铤而走险。明中叶以来，农民、流民起义，矿工、织工暴

动，连绵不断。顺天年间（1457—1464），刘通、石龙等起义于湖广房县，

转战于四川；成化年间（1465—1487）李原起义于湖广荆襄地区，群众达百

万之众。后又有福建佃农丘隆起义。广西瑶族壮族农民起义。15　世纪中期，

以邓茂七为首，农民、矿工联合起义，自号”铲平王”，主张“铲主仆、贵

贱、贫富而一之”。16　世纪初，正德五年（1510）刘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