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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庭长埋怨说：“这不要死呀，魏群办了错案，现在拿到我们这里来了，搞得我们几难办啦。”

接着，郭跟吴商量怎么办，最后商定还是先暂时不要跟民事庭讲，等调出了魏群所办的案卷，看看再说。

吴法官则责备我说：“你当时为什么不去跟院长说，院长知道了不就开了庭，为什么还要交到中院去？现在这种得罪人的事，叫我们怎样去做？你这个人真不晓得办事。”

我解释说：“当时魏群说是上面讲的，我想这总可能是院长的意见咯，我找得还有什么用？只好向中院申请再审。”

郭庭长说：“你可能总是在中院找了哪个关系，要不然中院怎么会帮你？”

我坦然地说：“我这是按照法律程序向上级法院提出再审申请的，开始是找到中院的告申庭，他们也都认为那份裁定是错误的，是侵害公民合法诉权的行为，是他们叫我找书记官处的。”

郭庭长有些不耐烦，说：“那中院为什么不直接在他们那里再审，现在怎拿到我们经济庭来了，这得罪人的事叫我们怎样做嘛？我们同样也可以找其他理由不开庭。”

接下来，我忍受着其各种抱怨和责怪，耐心地回答了针对裁定书以外在程序上的多方询问，如我告的是江西拖拉机厂还是清算组？中院书记官处怎么会管这件案子？既在西湖区法院起诉，为什么会转到东湖区法院来？为什么要等拿到了江拖的反馈材料才起诉这件案子？作为一级组织提供的材料能会有假？起诉书提供了哪些证据？等等。

在作笔录时，那位姓吴的法官离开了，这位女庭长连有的很普通的字都不会写，弄得我一边回答她的问话，还要一边把字写给她看。

完后，郭庭长留下了我提供的《公民劳动关系法律手册》，叫我下个星期五再来。

这次的质证，给我的感觉似乎是总想找出理由维持不开庭，而且吴法官还说江拖的人跟他很熟悉，甚至连腔调都会跟刘焕宇如出一辙，我意识到情况很不对头。

我回来后，思想负担很重。　。。

详细报告求开庭 再提材料无人应

二○○○年十二月一日。为了慎重，也为了法官有利于依法办案，我连夜写了一份约有四千多字的《有关询问情况详细说明的报告》。

对于我在西湖区法院起诉，案件怎会转到东湖区法院来？

我在今年五月十日，向西湖区法院起诉，得以立案，该院即把诉状和通知书送达江拖。江拖刘唤宇等也来了法院，但久久未予提供答辩状。我多次找了法院经办法官裎琳，要求开庭。裎法官总说好忙，人手不够。到九月初，裎法官告诉我说，最高法院有个文件下来，凡是经过了劳动仲裁委员会仲裁的劳动争议案件，都要到所在区的法院审理，已经把我的起诉的案件，移交给了东湖区人民法院。我本人从未提过这样的要求。

对于“你为什么今年五月才到法院起诉？”

1。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当我仍在要求江拖组织部解决工作时，刘焕宇才告诉我已被除名，几经曲折，才于数天后拿到了一份文件的复印件，但没有公章，厂办印发的时间又是一九九五年七月，对我多次提出盖章和注明收到复印件日期的请求断然拒绝。

2。在我向江拖提出申诉未被理睬的情况下，走访了西湖区法院、市人事局、市人事仲裁委筹备处、均表示该决定无公章，不能作为立案的有效证据，只好多级信访，请求能予行政协调的办法解决。

3。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南昌市委和市政府信访办，联合下发了《洪信访字（1999）23号文件》，将我的情况列为重点排查解决的对象。在这样的情况下，江拖才于二○○○年元月，写出了《关于秦付根同志上访件调查情况的反馈》，上报给了市机械局。尽管“反馈”材料为推卸责任而任意歪曲、遮掩和编造事实，但已有江拖纪委的印章，市机械局又特意为我注明了给我“反馈”材料的日期，加盖了局信访办公室的公章，“反馈”材料便成了有效证据。这样，被人为设置的起诉障碍，总算得以排除，在得到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定后，即向西湖区人民法院依法起诉。

对于江拖“作为一级组织提供的材料能会有假？”，

作为一级组织向上级提供调查材料不应有假，江拖厂的纪检和组织部是一套人马、两个名称，“反馈材料”的内容，显然是为了顾及该厂的一些方方面面。作为复查，本应找我个人谈话，况且我还主动去厂表示要求能与面谈，留下了电话和传呼号码，愿随叫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