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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高效发动机。实际上，通往特权生活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往上爬。在这个精英阶梯上一旦失足，你就失去了进入特权的、舒适的生活的一切门路。

决定一种现实的社会制度是否是社会主义的，其难度主要在于如何解决社会主义中政治权力的特殊作用问题。资本主义制度能够与许多不同的国家权力形式相并存，包括美国和大不列颠的多党制民主、战后日本和意大利的一党制长期统治、战后西班牙和韩国的专制政体，以及纳粹德国的恐怖主义独裁制。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资本家阶级都占有大部分生产资料，雇用工薪工人，在市场上为出售产品而竞争。

社会主义从来不认为工人是生产资料的单个所有者和支配者。资本主义所开发的技术使生产成为一种社会的而不是个人的活动。如果工人要占有和支配生产资料并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竞争和敌对状态，他们就必须通过某种群众组织来进行。因而，如果社会主义必须以公有制为基础，那么，在政治和经济制度中普遍采用的、支配公有财产的国家本质、公民权利、决策机制，就都与社会主义的定义密切联系在一起。苏联所具备的，确实有社会主义的某些重要特征，而它所缺乏的，却是最为根本的、人民对国家和经济的统治权。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人民成了消极的受动者，而不是积极的参与者。这是它最为重要的非社会主义特征。

苏联体制的专制性与它对公民许多基本权利的否认交织在一起，使得一些分析家们得出结论说，它很少是或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这种结论根源于一种与纯粹的社会主义不相称的思想。资本主义的拥护者们也许对均是基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南非种族隔离政体和德国纳粹政体感到不舒服，但并不能据此就说，这些政体不是资本主义的。同样的，苏联体制确实有一些反面的特征，但也不能据此就否认这一制度中同时存在着许多重要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苏联体制的社会主义成分使它成为一种与其主要的对手——现代资本主义——十分不同的制度。

党—国精英

为便于理解苏联体制的演变和终结，我们有必要对操纵该体制的党—国精英有一个清晰的印象。专家们普遍同意，党—国精英在大清洗和大放逐的斯大林时代结束之后，还能够团结在一起并保持稳定。不过，要把这些精英与苏联其他人区别开来，却不是件容易的事。相对而言，它确实比区分2　000万苏联共产党党员之间的界限要难一些，后者在每一个车间和农村公社里都拥有大大小小的党组织。

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政治局、书记处、部长会议、中央委员会——约有几百人——一起构成了精英高层。这一高层制定国家政策，作出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决议，并有权提议变更高级领导层。然而，单靠他们来统治和管理几亿人的国家，未免显得有点势单力薄。

整个党—国精英还包括广大的官员们。在党内，它包括各部领导、中央委员会其他重要人物、共青团高层领导以及各加盟共和国、省、主要城市党委的第一书记。在政府中，它包括联邦各部门和各委员会的高级官员、最高苏维埃领导人、各加盟共和国的部级官员。它还包括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门的高级官员。除了以上这些正式的政府机构之外，它还包括大型企业的最高层、贸易协会领导人和科学、教育、文化和大众媒体各主要机构的负责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精英阶层人数约有10万人，约占苏联总人口的　1/1　000。

组成这些精英的是些什么人？布尔什维克党的早期领导层由一些忠诚的革命者组成。可是在其掌权并变成执政党之后，它就开始吸收那些只不过是想要提高社会地位并获得声望、权利和物质特权的人，尽管其中也不乏有人受建设新社会的前景所吸引。1917年初，布尔什维克党只有万人，而到了该年底，这一人数急剧膨胀到30万，1928年是130万，1933年其总数就达到了300万。　。　想看书来

党—国精英（12）

在斯大林于30年代末发动对党—国精英的全面大清洗后，早期的“老布尔什维克”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活了下来。在残酷镇压大行其道的斯大林时期，很难想象有真正信仰社会主义观念的人，会被吸引入党并上升到党—国精英阶层。随着党—国精英阶层在战后日趋稳定，它日益变成了一个与1917年夺取政权的革命组织完全不同的实体。

要想爬到战后的精英阶层，需要许多个人条件为基础。正式教育是首须具备的，它不管是对农民出身的年轻人，还是对工人出身的年轻人，只要符合规定，通通免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