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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坤沙被人栽赃陷害。他虽是毒贩，并不是外面传言那样，他做了许多好事，造福掸邦老百姓。这次向缅甸政府投降，换取政府向掸邦自治作出重大让步，也可以看作是某种自我牺牲，不然他本来可以稳稳当当享福，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最富有的富翁之一。

我觉得有些啼笑皆非。难道我冒着危险，不远万里跋涉而来，就是为了寻找这样一个救世主么？

关于坤沙向政府投诚的原因众说纷纭，据刘舟所言，他与张苏泉女儿张××女士一直保持较为密切联系。他说，一是张家军内部权力之争，张苏泉重用汉人军官，引起掸邦军官强烈不满，以至于发生多次内讧、叛乱和哗变，直接导致张家军衰落。二是与佤邦军作战不胜，节节失利。三是国际禁毒压力增大，难以为继等等。还有一个重要的个人原因，坤沙年事已高，身体患病，所以很难说哪个原因起了主导作用，当然也很难说哪个原因没有起作用。

我个人倾向于认同刘舟的分析，焦昆认为坤沙做出自我牺牲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总之我相信反对毒品是人类大趋势，所以促成1998年春天全世界都看到的轰动一幕。

一年之后的1999年，媒体再爆一条新闻：坤沙重新出山，再登世界贩毒大王宝座。我立即向刘舟询问此消息的可靠性。刘舟断然否定道：简直是空穴来风！真不知道这种无中生有的消息如何变成新闻的？他郑重相告：坤沙已是六十七岁的老人，脑瘫中风，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即使有心重演二十几年前的金蝉脱壳之计，也是心有余力不足。张苏泉更是古稀之年，他是主动要求与坤沙一起软禁，相伴生死的。

我宁愿相信这样一个普遍真理：地球是圆的，人也是圆的。

第二十五章　青春似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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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六七十年代，数十万城市知识青年来到与金三角毗邻的云南边疆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他们中间，有狂热的红卫兵、干部子弟、造反派，有权力场的失意者，站错队，划错线的保守派、走资派子女，也有被打入另册抬不起头来的“黑五类”、剥削阶级子女等等，当然随波逐流的广大平民子女是大多数。毋庸置疑，那是个与压抑、绝望、躁动和贫困为伍的年代，我本人作为一名背负家庭十字架的初中生，曾经不可避免地加入放逐者的大军，成为这场轰轰烈烈又悲怆失落的中国二十世纪新青年运动的历史见证人。

在我长达七年的知青生涯中，曾经耳闻目睹不下数十起知青越境事件，这些年轻的逃亡者或公开参加缅共，或神秘失踪异国，总之他们中的多数人跨过国界一去不复返。1991年我写作《中国知青梦》，曾经大量查阅知青档案，追踪和调查有关当事人。据一位当年主管知青工作的干部回忆说，仅他任职期间，这类事件所涉及知青人数，“……大约有几千人吧。”他含含糊糊地说，过一会儿又补充道：“也许还多一些，后来回来一些人，总之弄不太清楚。”

当时云南有兵团知青和地方插队知青之分，插队知青人数更多，无人管束，他们是这类外逃和越境事件的主要制造者。一位曾经有过此类经历的知青作家在回忆文章中说：仅1969年6月，就有六百多名（插队）知青越过边境参加缅共。究竟有多少知青流落金三角并且一去不回，成为这场青春大逃亡运动的牺牲品和冒险者，未见档案数字记载。有人保守估计为七八千人，有人说应为上万人，也有人认为除去部分陆续返回国内，留在境外的实际人数不会超过数千人。

1998年我只身进入金三角，寻找这些逃亡知青的命运轨迹是我采访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与其说关注知青下落，不如说重新回首青春岁月，关注自己的人生走向，要是当年我的流浪生活没有及时回头，我现在会在哪里呢？我会成为作家吗？

金三角采访千头万绪，无数困难和障碍像高墙一样包围我，令我疲于奔命。最初一段时间，我居然没有打听到一个知青的下落。问了许多当地人，他们都茫然地摇头，那种困惑的眼神，好像我在打听外星人。

但是我依然不肯放弃。

我相信这些俱往矣的老知青，如同零落成泥的花瓣，他们中间有的活着，或者生如草芥，默默无闻，或者被当地人同化，成为土著。当然许多人已经变成冰凉的墓碑，孤独的魂魄游荡在历史岁月的深处，还有的不知所终，不知所往，变成当地人口中一段传奇故事。在异国他乡，这些一度发着政治高烧和狂热迷乱的中国知青像外来的种子，被金三角土地所包容，所吸纳，所接受，一切与自然生存法则相悖的偏见、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