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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工会代表在莫斯科开会而成立的。这年年底，在赤塔建立了远东书记处。后来，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以工会国际联合会为基础，成立了红色工会国际（又译赤色职工国际）。它与少共国际一样，是受共产国际指导的。它主要从事红色工会的领导工作。弗兰姆堡来到上海，便与维经斯基接头。因此，马林找到了弗兰姆堡，就得到了有关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种种情报。

与马林同时抵达上海的，还有一位名叫尼柯尔斯基的俄国人。

尼柯尔斯基后来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一大”。然而，多少年来，这位尼柯尔斯基一直是个谜——在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十五位出席者之中，唯独找不到他的照片，也查不到他的身世，甚至就连他当时是以什么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也众说纷纭。

多少年来，这个谜未能揭开。

各种各样的回忆录，各种各样的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著作，凡是涉及尼柯尔斯基，总是寥寥数句，语焉不详，而且各唱各的调。

包惠僧是把尼柯尔斯基当作“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如前文已经引述的：

“一九二一年六月间，第三国际派马林为代表，赤色职工国际也派李克诺斯基为代表，先到北京。……”

此处的“李克诺斯基”，亦即尼柯尔斯基。

在张国焘的回忆录中，提及一段李达告诉他的话：

“他（引者注：指李达）又提到新近来了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一位名叫尼科罗夫斯基，是助手的地位，不大说话，像是一个老实人；另外一位负主要责任的名叫马林……”

这就是说，尼柯尔斯基（即尼科罗夫斯基）是共产国际的代表，而且是马林的“助手”。

刘仁静在《回忆党的“一大”》中，只提到一句：

“另一个是尼柯尔斯基，是俄国人，搞职工运动的，他不懂英语。马林讲话，是我替他作翻译的。”

这么说来，尼柯尔斯基是“搞职工运动的”。

至于周佛海，对尼柯尔斯基毫无印象，以至在《往矣集》中把尼柯尔斯基错记为维经斯基（即吴庭斯基）：

“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马林和吴庭斯基也出席。”

在有关中国共产党“一大”的文献中，能够找到的关于尼柯尔斯基的记载，也就是以上这点东鳞西爪。

正因为这样，在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史简明词典》中，关于尼柯尔斯基的条目，只有这么几句话：

“〔尼柯尔斯基〕（ЛиконσскиЙ）又称李克诺斯基。俄国人。一九二一年六月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到上海，与马林一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代表，同时又执行了赤色职工国际的任务。同年十二月离华回国。”

没有写及其生卒年月，没有道明他来华之前及来华之后的经历——不是作者的疏忽，而是实在不知道。这一条目可以说是囊括了在一九八七年时所有关于尼柯尔斯基的信息。

为什么这么多年，未能揭开尼柯尔斯基之谜？不少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以为，“尼柯尔斯基”极可能是一个临时使用的化名，诚如马林有着一打以上的化名一样。倘若按照“乐文松”或者“安德烈森”之类化名去查找，也很难查明马林的身世。

不过，多少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怀念尼柯尔斯基——因为他毕竟是曾经帮助中国共产党建党的一位国际友人，希冀有朝一日知道他的身世，他后来的下落。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一直在寻觅着尼柯尔斯基——因为在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十五个人之中，唯有他成了未知数“x”。

但是后来，这个“x”，终于解开了……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午，两位中国女性飞抵荷兰。其中一位五十四岁，名叫杨云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精熟英语；另一位比她小五岁，名叫李玉贞，精熟俄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多年。这两位中国女专家在荷兰汉学家班国瑞先生的帮助下，埋头于荷兰皇家科学院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查阅一大堆特殊的档案。

中国的学者是在一九八四年跟荷兰莱顿大学当代政治学研究者安东尼赛奇的交谈中，得知荷兰存有一批马林档案。

这一信息很快传进杨云若、李玉贞的耳朵里。在荷兰学者的帮助下，她俩决定前往那里，查阅马林档案。

马林是荷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