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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会，讨论成立“少年中国学会”，推选王光祈为主任，并决定邀李大钊列名发起。后来，在一九一九年七月一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回回营陈宅正式召开成立大会，成为“五四”时期中国进步青年的重要团体。

赵世炎在一九一七年结识李大钊。在筹备成立少年中国学会期间，李大钊让赵世炎也参加一些活动。这样，赵世炎开始走出学校，投身于社会活动。五四运动爆发的第三天——五月七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成立学生会，赵世炎便当选为干事长。这年七月，赵世炎在附中毕业，正式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不久，赵世炎进入吴玉章在北京主办的法文专修馆，学习法语，为去法国勤工俭学作准备。他有很好的英语基础，所以学法语进步甚快。出国之后，他还学会了德语、俄语和意大利语，确是一位勤奋而又富有才华的青年。

赵世炎在一九二○年四月结束法文专修馆的学习，便与萧三等结伴前往法国。他在路过上海时，看望了陈独秀，跟陈独秀建立了联系。正在筹备建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陈独秀，把情况告诉了他，他表示赞同。到了法国之后，他一边在工厂做工，一边研读法文版的《资本论》和法共中央的机关报《人道报》。

一九二一年二月，赵世炎通过陈独秀的关系，跟张申府建立了联系。两个月后，陈公培收到陈独秀的信，去见张申府。这样，如同张申府所说：“于是我和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成立了小组。没有正式名称。成立后报告了陈独秀。”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这个小组，如今被称为“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后来，在一九二二年，他和周恩来等组织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笔者在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三日访问了郑超麟先生，他亲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据他回忆：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八日上午，十八个中国青年陆续来到巴黎西北郊外的布洛宜森林，举行秘密会议——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二十一岁的郑超麟，当时在法国蒙达尔勤工俭学。蒙达尔离巴黎不算太远，坐火车三小时便可到达。蒙达尔有许多中国学生。郑超麟和李维汉、尹宽作为蒙达尔的代表，来到了布洛宜森林。在那里，郑超麟结识了一个穿黄色大衣的年轻人——周恩来。主持会议的便是赵世炎，他有很好的口才。出席会议的有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刘伯坚、余立亚、袁庆云、傅钟、王灵汉、李维汉、萧朴生、萧三、汪泽楷、任卓宣。每人拿了一把铁折椅，在林中空地上围坐成一个圆圈。会议十分热烈。郑超麟记得，周恩来主张用“少年共产团”为名，之所以不同意“少年共产党”，因为“一国不能有两个共产党”。但是许多人认为“少年共产党”有“少年”两字，即表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周恩来提出入党要举行宣誓仪式，许多人不知宣誓是什么意思，也引起热烈的讨论。后来，在讨论党章、党纲时，郑超麟说：“党章、党纲没有分别，何必分成两项来讨论呢？”这话一出，好多人笑他没有常识，连党章、党纲都分不清楚。会议选举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为宣传委员，李维汉为组织委员。也就在一九二二年，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成立，赵世炎任中国共产党法国组书记。这年，赵世炎甚至加入了法国共产党。诗人萧三在一九六○年曾回忆了其中的详细经过：“（一九二二年）九十月间，世炎、若飞、延年、乔年和我五个人，由阮爱国同志（即胡志明同志）介绍加入法国共产党。胡志明同志当时是法国共产党的重要成员之一，在法国共产党的成立当中，他也起了作用。我们是怎样认识的呢？当时法国党经常组织工人、市民在巴黎示威游行，我们也去参加。在示威游行中，碰到一个越南人，看来像一个广东人，相互间便打招呼。当时他的中国话说的是广东话，我们不懂。但他的中国字写得很好，我们便用笔、广东话、法语混杂着进行交谈。以后便请他到我们住处去交谈。相互熟识了，他便介绍我们五个人参加法国共产党。……”萧三：《对赵世炎事迹的回忆》，载《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第五部分：响应赵世炎加入旅法小组　2

旅法共产主义小组的另一名成员陈公培是与赵世炎同龄。虽与陈公博只一字之差，两人其实毫无瓜葛。他是湖南长沙人，原名善基，又名伯璋、寿康，曾用名吴明、无名。在《赵世炎旅欧书信选》中，好几封信写给“无名”，亦即写给陈公培的。陈公培在一九一九年去北京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习。在一九二○年六月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