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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和生活经历两个方面来确定自己应当写什么，不应当写什么的。这是完全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现实主义的最基本的要求，是真实地描写现实的关系，作家如果对他们反映的事物，对他们描写的生活不熟悉，不能做到鲁迅说的“烂熟于心”（注：鲁迅：《〈出关〉的关》，《且介亭杂文末编》。），那就很难把复杂的现实关系写得真实可信，也很难使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内容与形式达到完美的统一，作家的创作个性和独特风格，当然也就失去了成长、发展的丰富土壤。因为，在写什么的问题上，最需要创造一种民主的气氛，使作家能够自由地施展自己的特长。老舍说：“谁写什么合适就写什么，不要强求一律。顺水推舟才能畅快。”（注：《题材与生活》，《小花朵集》。）他认为，这样做，每个作家就都能拿出自己的一招，发挥自己的特长了，“大家都拿出自己的一招来，也就百花齐放了”（注：《题材与生活》，《小花朵集》。），这个看法，完全符合我们党一贯倡导的文艺方针。《茶馆》所以取得成功，正在于老舍熟悉他所写的生活，熟悉他所写的人物，熟悉人物活动于其中的社会环境。这的确是一次“畅快”的创作。在著名的广州会议上，老舍曾经以讲人物语言为例，意味深长地将《茶馆》和《青年突击队》作过一个对比，他说：

在《茶馆》的第一幕里，我一下子介绍出二十几个人。这一幕并不长，不许每个人说很多的话。可是据说在上演时，这一幕的效果相当好。相反地，在我的最失败的戏《青年突击队》里，我叫男女工人都说了不少的话，可是似乎一共没有几句足以感动听众的。人物都说了不少的话，听众可是没见到一个工人。原因何在，就是我的确认识《茶馆》里的那些人，好象我给他们都批过“八字儿”与婚书，还知道他们的家谱。因此，他们在《茶馆》里那几十分钟里所说的那几句话都是从生命与生活的根源流出来的。反之，在《青年突击队》里，人物所说的差不多都是我临时在工地上借来的，我并没给他们批过“八字儿”。那些话只是话，没有生命的话，没有性格的话。（注：《戏剧语言》。）

这里讲的主要是语言，但是同时也可以说明，作家对他所选择的题材熟悉与否，往往成为创作成败的关键。

老舍是著名的“北京通”，他对旧时代的北京社会，尤其是对北京市民生活，有极为透彻的了解。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说过：“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象一张色彩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的描画它。它是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注：《三年写作自述》，《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应当说，这是得天独厚的创作条件。试看，《茶馆》里的几十个人物，五行八作，三教九流，一应俱全，老舍居然可以给每个人批“八字儿”，这是何等深厚的生活积累啊。正因为有雄厚的生活积累作后盾，所以老舍在《茶馆》的艺术构思上，也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这些尝试包括：他把中国近代社会五十年的历史变迁，集中概括在短短的三幕戏中，而且通过简洁、生动地勾画，能使观众领略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病态社会的清晰发展轮廓；他把戏剧场面巧妙地安排在一个茶馆里，使众多的人物在这个“小社会”里离合、纠葛、演化，以他们各自独特的命运，反映社会的变迁，他没有正面去写政治问题，然而各类人物的命运，甚至茶馆在外部布置上的演变，无不从侧面“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注：《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这就既写了政治，又避免了说教，而且通过逼真的戏剧场面和人物的活动，勾勒了栩栩如生的民族生活的风俗画；在结构上，他没有安排贯穿始终的中心事件，也并不重故事性，而是把重点放在写人上，并且不是写一个人，是写众多人物的命运及其相互关系。一个接一个的小故事，一个接一个的生活片断，看来似乎松散，却在“葬送三个时代”的主题制约下，产生了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构成了“形散神不散”的独特而又完整的艺术结构。如此等等。所有这些尝试，的确“没完全叫老套子捆住”，显示了老舍的艺术创新精神。《茶馆》的艺术创新，丰富了话剧的艺术表现力，从题材选择、人物刻划以至语言、技巧等方面，它都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我国现代话剧艺术发展史上，《茶馆》是为数不多的、能够承上启下开辟一个艺术新时代的代表性作品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巨大的艺术价值和深刻的艺术影响，必将愈来愈明显，它的顽强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