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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军统局上海站发现吴绍澍曾接收了上海巨富邵式军在爱棠路的豪华住宅，并将其改为国民党上海市特别执行委员会的办公场所。据邵式军的老婆说，她们家在该住宅内有四个大保险箱，除一个箱子装的是已失去价值的日本债券和老头票，其它三个箱子分别装有价值数亿的金条、美元和珠宝。她还将每只箱子的清单全都列给了军统的人，同时还告诉说，吴绍澍与她丈夫邵式军有约，那些箱子全归吴绍澍后就让邵式军逃走。戴笠得知此消息后，让毛森连夜带人搜查了在爱棠路上的上海市特别执行委员会。结果在该处的地下室里真的发现了四只保险箱，其中三只已被破坏里面什么也没有了，另一只完好无损。毛森让人炸开了那只没动过的保险箱一看，发现里面全是日本债券和老头票，而且数目与邵式军的老婆所列的清单是一致的。戴笠据此认定，其它三只箱里的价值数亿的财产已被吴绍澍窃为己有，便立即向重庆的蒋介石作了汇报。吴韶澍得知后，吓得天天到杜美路去求见戴笠，而戴笠又拒之不见。吴绍澍欲乘飞机去重庆求人讲情，戴笠知道后，马上让手下的人通知航空公司，不得售票给吴绍澍。被戴笠逼得无路可走的吴绍澍，只得用电话要重庆的朋友帮忙到蒋介石面前疏通。蒋介石对此事本来就将信将疑，就让人通知吴绍澍来重庆说明，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吴绍澍的身影。蒋介石以为吴绍澍是害怕了不敢来见他，就下了手令撤了吴绍澍的上海副市长和兼任的社会局局长的职务。过后，吴绍澍到了重庆，当托人说明情况后，蒋介石才清楚了戴笠的做法。据说，当时蒋介石沉默了好久，说了句“娘希匹！”后，对吴绍澍的事再也没有多问一句话。显然，蒋介石心里不舒服，那话也是骂给戴笠听的。后来这话果真传到了戴笠的耳朵里，当时他愣了好一阵，觉得对蒋介石的心事越来越不明白了。所以，戴笠在曹汝霖的事上受到蒋介石的指责后，自然而然把吴绍澍联系到了一起。

就在戴笠心绪不好时，宋子文到北平来了。

抗战胜利后，全国敌伪资产的接收工作完全处于一片混乱状态。除京沪地区之外，其它沦陷区的接收工作最初是由陆军总司令部负责，由陆军总长何应钦任党政接收计划委员会主任，下设党团、经济、内政、财政、金融和外交六个接收小组。就在这六个小组的特派员及各省接收委员会的委员进入各沦陷区前，原沦陷区内的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员，早己勾结汉奸和伪军暗中抢劫了大部分的金银财宝。随后，许多拥有交通工具的军事机关和前线部队，又以极快的速度进入沦陷区后抢占了大量的钱财，接收情况已十分混乱。此时，隶属于行政院的许多部门，均不愿受陆军总司令部的管辖。于是，行政院的宋子文向蒋介石呈文，要求把属于行政院范围内的接收处理工作，全部划给行政院负责。蒋介石很快批准了这个呈文，同意由行政院负责接收有关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敌伪资产，而陆军总部只负责接收有关军事方面的资产。为此，行政院正式成立了一个“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并把全国划分为四个区，每个区设立敌伪产业处理局。

当时，河北平津区的敌伪产业处理局设在北平，局长由资源委员会的孙越崎担任。可是，早已抢先接收了敌伪产业的北平行营和第十一战区司令部等军事单位，根本不把敌伪产业处理局放在眼里。同时，还联手向蒋介石提出呈文，要求将他们已接收到的钱财和日常用品拨给他们，作为部队驻地的各县民众救济之用。接着，平津地区的一些地方政府也给蒋介石呈文，要求将日本人办的工厂拨归地方经营，以便早日开工减少失业及设备损失。从表面上看这些呈文都有道理，蒋介石搞不清楚其中的奥秘，便一一批上了“可行”的字。这下可急了孙越崎，他也向蒋介石呈文，请他命各军政机关遵照行政院的命令，将接收的物资交敌伪产业处理局统一处理。蒋介石看后，同样批了“可行”的字。结果，北平行营和第十一战区司令部等军事单位，拿着蒋介石的批文准备变卖他们所接收的物资。面对此种形势，孙越崎不得不急电宋子文，请他亲赴北平，以扭转局势。

宋子文到北平后，被戴笠安排住进了有“东北四公子”之称的吴幼权的公馆里。因为吴幼权本身就是个贪图吃喝玩乐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