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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称雄于世。我们呢?大顺城失陷了,环庆路战败了,燕云诸州至今还失落在大辽人的手里啊!唐代的边防,像屏障一样重重叠叠,戍边的将士,与烽火台同生同息。我们的边防如何?我们的戍边将士如何?
“官家,听说你把司马光赶到永兴军去了,这不闹着玩吗?他是一个书呆子,一个直筒子,一个治学上的圣手,一个治军上的呆虫,能为大宋夜渡挑河、夜取楼兰吗?与其让他去战场上送死,莫如叫他去洛阳修书。一个不知爱书、读书、用书的王朝是不会有出息的。
“我的话说多了,听不听由你。我累了,要歇息了。但愿官家的这次‘御苑射弓’,能为我们大宋培养出几个李靖。但愿官家的励精图治、身体力行能重振我们大宋的雄风。”
说着,太皇太后在宫女的搀扶下,走出了内室。
皇太后跪地向太皇太后送行。她的目光注视着儿子的反应,因为她的心里也牵挂着可马光和苏轼的命运啊!
篇二十三 王安石府邸
对手、朋友、皇上似乎都在成全着王安石,使他成了驾驭大宋风云的人 一个烟花女子走入了他的卧室 一个漕运罪犯启迪了他的深思
王安石担任了朝廷宰相,登上了施展他抱负的权力顶峰,大宋的命运责无旁贷地落在他的肩头。他来自州县,还没有改变那种“每事亲躬”的习惯;他出身于县邑微吏的地主之家,还没有学会前任宰相陈升之那种“与世无争”的“洒脱”;他怀着“变法易俗”的理想,不可能因袭前任宰相富弼那种“老于官场”的“稳健”;他天生就是一个轻衣轻食的人,修养不出前任宰相曾公亮那种“把酒论政”的“雅气”。他几乎整天待在大内“东府”里,不知偷闲地处理着“朝政万机”。各地推行新法的奏表、文书,他逐一过目;边境送来的奏札、战况,他逐一阅览;州府呈报的灾情、政情、冤情、异情,他逐一研读;皇帝需要了解的重要文书,他亲自摘录、贴黄上呈。他废寝忘食、昼夜操劳。身体日瘦,声望日升。他如同历代变革者一样,在文书、奏表、奏札、刑律中大展才智,以笔墨呕心沥血,并自得于其中欢乐,而多少有一些轻视文字、文书之外的实情。
对手、朋友、皇帝似乎都在有意地成全他:欧阳修、张方平、范镇、韩琦等人离开了京都,他不再担心这些老臣出难题;司马光外任、苏轼沉默,不再有噪耳的反对声干扰他;吕惠卿、曾布等人全力依循他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枢密使王珪也加入了赞歌的合唱而成为“西府”的甩手掌柜,把军务上的大权也拱让于他;另一位并肩宰相韩绛去了京兆府,自然不必再与这位唯唯诺诺的“应声虫”商议共决;年轻的皇帝给了他充分的信任,除了不断的嘉勉、鼓励外,不再有犹豫、迟疑的表示。一切都是顺心遂意的。两个月时间内,王安石实际上成了统管东西两府的主宰,朝廷已成了“朝臣唯介市之命是从”的一统天下。大宋历朝集政权、军权、财权于宰相一身的,仅此一例。王安石居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驾驭着大宋风云。
他又是十来天没有回家了。
“元旦朝会”和“御苑射弓”之后,他陷入了更为繁忙、紧张的朝政之中。诸国使馆都为“御苑射弓”出了力,需要加以宣抚和慰劳;二府、三司一年的事务规划,需要审定部署;过去一年的财政收入、支出需要结算统计;吕嘉问等草拟的“市易法”和“方田均税法”条款与实施方案,需要反复酌定……事烦日短,今天儿子王雱来到“东府”,说家里有重要事情要他回家,他才猛然想到今天已是正月十五元宵节了。十天来慢待了夫人,慢待了家人,他心里有说不出的歉疚。唉,历朝历代都有“国而忘家”之士,那些“士”们的心情,大约也是如此吧!
他放下手中斟酌难定的《市易法》正要和儿子王雱回家,福宁殿宦值走了进来,传下了皇帝赵顼批谕的两份文书。他打开一看,一份是司马光字迹工整的《强兵安民三策》,一份是苏轼文字简短的“请求外任”。这两份奏折他都没有看过,想必是通过别的途径直接上呈皇帝的。他心里立即紧张起来,忘却了儿子王雱就在身边,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神情不安地伏案阅览。
司马光的《强兵安民三策》阅览至半,他的心就禁不住地怦怦跳动。司马君实啊,你莫非发疯了!西北边陲各路将成为战区,永兴军将投入战斗,你未临军旅就企图乱法,就不怕被杀头吗?而且你临军执权,若有差池,不仅头颅难保,尚会罪及九族!怎还有心思顾念其它?他真为司马光冷汗湿衣。当他看到皇帝御批“诏司马光判西京留司御史台,专意修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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