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部分(第2/4 页)

！这是御史台密合苏轼‘往复贾贩’的奏表，卿审查处理吧！”

王安石惊诧，他接过密告奏表，心神不安地坐在椅子上看了起来。几行看过，他不禁面容失色。这份密合奏表他确实不知，谢景温虽为“变法”，但这种暗作密报的勾当却着实可恨！王安石一时暗暗叫苦：“我何以再见子瞻？何以向世人剖白啊……”

皇帝赵顼看到王安石也就算是开始处理朝政了，周身轻松起来，高声吩咐宫女：“上茶！”

“梅枝雪水团龙茶”的芬芳，引来了新的一日的晨曦，黎明的光束透过雕花窗格落在御堂里仍在高声答对的君臣肩上。

司马光将出任宰相不过是朝臣私下的传闻而已。从而王安石又一次度过了灾难，巩固了他的地位、权力。

皇帝赵顼以自己理解的“权变”，也达到了目的。王安石还得为他所用。

司马光的九份“辞呈”，成了流俗言论的代表。他呼喊的“匡正缺失”，成了为吕诲、吕公著等人的公开呜冤。他的存在，成了保守因循的象征。他必须离开京都了。但贬往何地呢？皇帝赵顼不愿司马光离开京都太远，应当带着书局到一个清静的地方，埋头在古书堆里，为自己题赐的《资治通鉴》而竭尽才智。王安石也许出于对友谊的考虑，建议仍赋与部分地方实职。君臣各说各的想法，但没有争论，似乎都在避免“顶牛”。

苏轼的《上皇帝书》和《再上皇帝书》，成了居心险恶的诽谤。他的“欲速则不达”的论点，成了反对“变法”的借口。他的《论专断》，成了心怀叵测的煽动。谢景温密合苏轼“往复贾贩”一案，恰好成了苏轼人格伪劣的暴露。皇帝赵顼提出要严惩这个“以权谋利”的无德臣子。王安石也许为了保护朋友，建议先行“立案勘查”。皇帝赵顼这回依从地点了头。

韩琦的进宫谏言，成了老一代臣子反对“变法”暗地活动的证据，并牵连到久已无权、久已无言的范镇、欧阳修、张方平等人。他的返回京都，被视为“晋阳之甲”的前奏，并牵连到为皇帝谋事析理的同修起居注孙觉。韩琦的兵权被削。

拥护司马光和苏轼的朝臣们也在“梅枝雪水团龙茶”的芬芳中得到判决。他们都将离开自己现任的职位，离开繁华的京都，分别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过那种空有仇恨而又无可奈何的生活。

王安石是这场较量中的胜利者。他战胜了自己的老友司马光和苏轼，排除了德高望重的韩琦的干扰，征服了年轻的皇上。今后，他将单独负起这个时代的风云，在一条充满危机和艰险、既听不到任何警告、又看不到任何路标的崎岖山路上攀登。凭他伟大的想象将只去眺望顶峰上的秀丽，依他“执拗”的性格绝不屑一顾脚下的深谷。

皇帝赵顼在这次较量中投下了最大的赌注。今后，他将在一种声音中，再无需反复分辨、反复选择地去创造超越祖宗的业绩，中兴这个日益虚弱的王朝。他将满怀希望地等候“三五年必成其功”。同样，他也只愿看到山顶的秀丽，而不愿理会脚下的深谷。

这对君臣就这样在自身完美的幻想中，开始了孤独而勇敢的跋涉。

一个月后，“变法”以来第二次大规模的机构、人事调整逐步展开。冲击由弱而强，渐渐卷向司马光、苏轼。

熙宁三年（1070年）四月，皇帝赵顼诏命韩绛为参知政事。韩绛与王安石同领“制置三司条例司”半年来，得“应声虫”绰号。此诏一出，群臣立即明白，关于“司马光将任执政”的传闻宣告落空，而且王安石在中枢的势力得到了加强。

五月，皇帝赵顼诏令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其事务归中书门下（东府）处理。这个侵权机构的撤销，表面看来，是采纳了司马光、苏轼的谏言，消除群臣的不满。而实际上使“制置三司条例司”的重要成员吕惠卿、曾布、章惇、吕嘉问等，一股脑涌进中书门下，占据要津，执掌了政务。郑绾、舒亶、李定、谢景温等新进入物，也占据了谏院和御史台。东府中书门下和谏院、御史台成了王安石控制的天下。

六月，皇帝赵顼诏令罢韩琦高阳关、其定府、定州三路安抚使之职，只领大名府路安抚使一职以示宽宥。容韩琦度其残年。同时，诏令罢同修起居注孙觉之职，黜知广德军。孙觉所担心的“晋阳之甲”，首先把他自己从皇帝身边清除了。

七月，皇帝赵顼以苏轼妄自出策试之题“论专断”为由，诏令停止苏轼开封府推官之职。并暗地派遣人员去苏轼送父亲苏洵灵柩归蜀途经的州、县，向船夫、仪官查究“往复贾贩”一案。

八月，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