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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文字。全书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忧中所思，思中带忧，让读者在豁然开朗中又有一种沉重感。当然，作者在激情中进行理性思考，在愤慨中举起正义之旗，思想涌流中也难免有“矫枉过正”之词，冲出“八股”的论说中也会有过于刺手的尖利棱角。但瑕不掩瑜，如同清风在吹散雾霭时难免会带起一些沙尘一样，矫枉有时也需要过正。处于学风浮躁、文风日趋“沙漠化”的氛围，理论文章有一点“刺手的棱角”，或许更有利于防治机体的麻木。

古往今来，大凡仁人志士，多有忧国思强之情。在“激烈竞争、无情淘汰”的时代，这种忧思之情更甚。正因如此，从一定意义说，有忧思，才有创新。屈原赋《离骚》，孔子作《春秋》，左丘明著《国语》，孙膑修《兵法》——传世佳作，皆发于忧思。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大变革，人类的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国家安全环境令人堪忧。中国一定要走向富强，但前进路上不会一帆风顺。甚至可以说，我们发展的目标有多高，宏图有多大，遇到的风险就有多高，挑战就有多大。我们面前存在着希望和危机，只有充分认识危机，才能增大希望；看不到危机，本身就是一种危机。我们前进途上有机遇也有挑战，只有充分认识挑战，才能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捕捉机遇；不能充分认识挑战，本身就是一种挑战。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支军队来说，最需要的是气，是民族志气；是精神，是进取精神，奋斗不息的创造精神。“哀莫大于心死”，精神之火的磨灭是最可怕的。于是可以说，危机和挑战是好事，是激发军队、民族进取精神的外部动力。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在《敌戒》一文中说得好：世人“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忧；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敌存灭祸，敌去召过。有能知此，道大名播。”看来，理论家多一点忧患意识，少一点空洞的说教，才是常理。惺惺惜惺惺，读戴旭的大作，引发感慨之言，权做对“忧思”的回应吧！

李炳彦

序（1）

一位具有大师气质的战略家

20世纪80年代，我注意到中国军队有一位眼界开阔、思维超前的军人，叫刘亚洲。在他《恶魔导演的战争》中，把机械化战争最后的辉煌和信息化战争最初的震撼展现在长期陶醉于古老传统的人民战争胜利和对世界军事发展无动于衷的国人面前。他以优美的文学形式表达了“明天的战争”观。上个世纪末，我在《读书》杂志上详细介绍了用自己超前观念大规模创造了历史的“坦克战之父”，德国的古德里安将军。今天，一位有着真知灼见却无法在战场施展其抱负的中国军人——戴旭上校跃入我的视野，给我以惊奇！如果说刘亚洲是20多年前吹响了中国军事思想天际第一声变革的号角，那么戴旭就是跟随这声号角发起冲击的前锋。

思想的天空百鸟争辉，军事思想先驱冷酷凛然如苍鹰一样翱翔于思想的天际不是偶然的，一个民族的优秀素质、或者说一个伟大的民族终究要在军事思想领域发射出独特的光芒，如中华民族的孙武、日耳曼的克劳塞维茨、美利坚民族的马汉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当世界新军事革命以堑壕、铁丝网、机关枪加重炮的阵地战样式向以空中打击与坦克集群协同的运动战样式转型时，在欧美国家的军人行列中涌现出英国的富勒、利德尔·哈特、法国的戴高乐、艾迪安纳、德国的古德里安、苏联的图哈切夫斯基、意大利的杜黑、美国的米切尔等杰出人物，他们超前的思想都影响了自己的国家，甚至影响了历史。

似乎是世界军事史上的规律，大国面临军事革命时，都会出现一两个先驱型人物，对传统僵化的军事思想体系发起全面冲击，他们往往会遭受军队保守势力的压制，因为陈旧僵化的思想体系已经成了保守群体的衣食父母和荣誉之源，掀翻陈旧的军事思想，他们就沦落为思想的乞丐。所以，这些先驱者注定要被害怕沦为、最终一定会沦为思想乞丐的人们围攻。先驱者个人命运虽然充满坎坷和不幸，但他们的出现却是一个伟大民族的智慧在军事领域的标志，克劳塞维茨曾认为：伟大的军事统帅和军事思想总是诞生于较高的文明。

中国抱残守缺的历史传统、流荡于学术界的某些官本位意识、指令性课题主导学术的倾向，资本对学术的一些侵蚀，正在扭曲着当今的学术环境；“在这样一种异化的学术氛围中，在一些条令、规定、纪律编制、铸就的铜墙铁壁”中，平庸者熙熙、误入歧途者攘攘，更有滥竽充数者浪得“一流军事战略家”虚名混迹国家报刊、电视，沦为举国上下之笑柄。然而，戴旭超然于浑噩之上，天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