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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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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很象李符曾为之催张之洞早解捐费而发。张之洞系清流起家，与李鸿藻情谊至笃。鸿藻逝后，张之洞仍与李家保持较为密切的关系，这由李符曾所存函札中可以看得比较清楚。李符曾捐官的部照至今尚保存完好，其捐费很可能由鄂督张之洞支付。”
对于孔祥吉的这一考证，也有人表示怀疑。清华大学历史系诸先生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引用该信，另加一注：
“孔祥吉先生发现此函，并考证此函系李鸿藻之子李符曾所作。我们认为证据不足。此函为杨锐之作的可能性更大。”
虽称其“证据不足”，但也没有提供“可能性更大”的新证据。我自己也一直怀疑孔祥吉的推论，理由有四：其一，按照张之洞与李鸿藻的关系，李焜瀛虽比张之洞年少达37岁，但论地位等级，尚不太远。在当时的礼教等级社会中，李焜瀛措词如此低下地给张之洞写密信，似难以想像。其二，李鸿藻虽非大贪，但久任高官，门生也多有孝敬，家中多积资财。捐官之银，根本就不缺。以李焜瀛之身份，似不太可能主动写信“催张之洞早解捐款”。其三，“捐官”一事与李焜瀛经历也不太相符，他是恩荫出身，光绪二十三年因李鸿藻去世“赏给郎中”。其四，也是最重要的，我最近在“张之洞档案”中看到李焜瀛写给张之洞的信，表示愿去日本游学，其文气、字体则是完全不同。
当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看到“百日维新密札”的原件时，立即觉察到孔祥吉可能有误。
首先，孔先生称：
“笔者在检阅高阳李氏存札时，发现了两通极为重要的密札。这两通密札没有写信人与收信人之姓名，只在第二札的末尾书有付丙二字。两札均为白纸墨笔书写，字体比较工整，笔迹纸张亦皆相同，故可以断定，两札皆出自一人之手。”
然我看到此两信，与其他信件混杂在一起，粘贴在“风树亭”的页纸上，装订成册，蓝色封面上有红色签条，上书《李文正公文件外官禀》。从粘贴的次序来看，粘贴者并没有相应的文史知识，也不了解李家、张家的内情。我又仔细观察，可以看出，孔先生所言两信的纸张并不完全相同，“百日维新密札”的纸张要稍好一些；而两信的笔迹，以我的书法知识看来，亦为不同，属两人的字体。由此可见，孔先生的“两札皆出自一人”的推论，似不能成立。另从内容来看，末尾有“付丙”字样的一信，似写于光绪二十六年五月。
其次，孔先生称：
“李先生所发现的密函，据称是购来的，何人所购？购于何时何地？这样的密函何以恰巧会被高阳李氏购去？”
由此可知，孔先生仅看过李宗侗《杨锐致张文襄密函跋：高阳李氏所藏清代文献跋之一》（《大陆杂志》，第22卷第4期，1961年2月28日出版）；没有注意到《杨叔峤光绪戊戌致张文襄函跋》（《大陆杂志》，第19卷第5期，1959年9月15日出版）。在后一文中，李宗侗对其收藏之来源也作了说明：
“昔在北平，颇喜购名人信札，所积至万余件，带至台者不过数百札耳。此劫余之一也文襄遗物多经后门外估人之手，以其故宅在白米斜街，去诸肆甚近。忆曾购得两木箱，杂有诸人致文襄信札及文襄所批文件与亲笔电稿若干件，现回忆之，皆可谓为至宝矣。”
第42节，
由于1935年“故宫盗宝案”，时任故宫秘书长的李宗侗，避往上海租界，又于1948年受聘任台大历史系教授。我不知道他在此期间是否回过北平，但由此似可以推测，今收藏于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的“李鸿藻档案”的一部分，很可能就是李宗侗当年存留在北平“所积至万余件”的收藏，辗转入藏该馆。因其来自李家，而被错误地命名为《李鸿藻存稿（外官禀）》。如果这一推论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前引李宗侗于1959年发表的光绪二十四年六月杨锐给张之洞密信中“近事数则，别纸录呈省览”一语，很值得注意，即杨锐在该信的正件（即“丹禀”）之后，另有附件；孔祥吉发现的“百日维新密札”，就是此类“别纸录呈”的附件，且我还以为，很可能就是此信的附件。两件似本为一封，本存一处，李宗侗离京时仅带走正件而未带走附件，故附件存于今日“李鸿藻档案”之中。О米О花О书О库О ；www。7mihua。com
以上所言，还仅是一种推论，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