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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处罚了，但是他错判的东西还是按错判来，你心态一定要平和。

如果和我们年轻时候灾难时期相比，我们现在处境好得多了。尽管表面上铺天盖地，但是几乎没有人剥夺你快乐的自由，没有人剥夺你生活的自由，没有人剥夺你思维天马行空的自由，这是一个好时代，和那个时代相比是一个好时代。

尽管我刚才也讲到担忧，文化指责机制和建设机制是失衡，这是一个问题。但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好时代。

我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爸爸一直不告诉我打他的造反派头头的名字，后来这个造反派头头在甘肃给我写一封信，说余秋雨教授，我是你的读者，我很对不起你。我书里有这么一句话，爸爸不告诉他的名字给我们，是因为他的后代不要把仇恨记下去，于是使我平静的写作，使有很多读者，包括甘肃高原上的这名读者，我是这样写的。这样写的意思是，我们这个民族过去有太多的仇恨。

我们今天也有很多激发我们仇恨的机会，我们有没有可能把激发仇恨的机会，把他由于自己的人格力量，把它的变成平和的方式，让仇恨不再变成仇恨，这样的话会好一点。我这十年来对我自己比较多，这六年来更多了，看上去很躲闪，人家骂你最厉害的时候你又到外面去考察了，很躲闪。

但是我相信最后这些朋友也会有感悟，被你们讲了那么多年那个人，从来没有还过口，从来没有辩解过，只是这本书里讲了几句，而且从来没有指名道姓说过他们，年岁也比较不小，不得再做事。这点我相信他们慢慢领悟，现在不领悟不要紧，迟早会领悟。

当他们还没有发现任何实质性问题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对自己开始非常重的指责进行检讨的时候，我也没有在乎，那么我相信我还是用这种方式一直处理下去。

不断地享受生活的美好，其实大家知道在报纸上看到的意见其实只是一小部分，我会遇到更多更多安慰我，或者鼓励我的人，而安慰我、鼓励我的人他们可能也不太知道。其实我这个人由于从灾难中走来，就不太需要安慰和鼓励，我自己对自己的安慰挺好，自己对自己鼓励劲头就特别大。所以问题不大，在我身上问题不大，所以大家也不要以为我是赌气离开文坛，完全不是。了解我的人都是这样，余秋雨从来不会这么做，我努力的向我爸爸学习，把有可能变成仇恨一些东西让它变成爱。

主持人　：　有些人从您的书里挑一些错误，把它出成书，于是说您不是严谨的学者，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余秋雨　：　其实任何指出我书中错误的人我都是感谢的，因为每本书，我的书知识范围涉及比较广，你很难不出错误。其实每本书上无论序言、后记往往有后话，希望大家指正。我现在给每一个读者签字的时候，都希望他指正，真有人指正的时候是求之不得，这完全不成问题的，而且还需要读者继续指正。我为什么要整理我的旧著，就是改变不妥当的观点。

但是我又不希望像这样很正常的事情，又变成暴风骤雨般的媒体炒作，这我很不喜欢。比如有一位先生，突然有一天起来，中国几百家报纸都在说余秋雨有多少错误的时候，我如果出来辩解或者我出来掺参进去那就不好了，这就出现比较好笑的事情，不是指责错误不对，读这个报纸的亿万民众没有办法来判断其中是非。你知道唐代这个字的用法，你把事情推演的方式和规模，和事情本身产生巨大差距的时候，我大体上只能沉默了，当事情又回到了事情本体的时候，我们再慢慢讨论。

我曾经有一个朋友，无锡的综合语文老师，退休的，他指出我《文化苦旅》里面有很多错字，我马上感谢他，我马上聘请他作为我《山居笔记》特约校对，他写过一篇文章说，在我接触当中，余秋雨是最愿意接受错误的人。我其实是很愿意的，但是问题是，如果突然变成一场类似于大批判的方式我就不愿意进入这么一个炒作了，进入这个炒作的话，我觉得又是让我回想起过去不好那些事件了，我想给大家做一个交代。

另外关于严谨的问题，我的学术著作是严谨。但是我在旅行当中写的东西，我相信有一些有客观条件，有一些很难严谨。比如大家想我在写《千禧之旅》的时候，我到了那么多国家，其实我对他们历史和资料了解得很少，我虽然能读英文，当地给我提供的英文资料也非常少。所以我写出来很多东西是自己的感觉，没有经过非常严格的考证，但是这个不要紧，我的感觉哪怕是有差错的感觉，也是能够代表一般的中国文化人容易产生的误解，这个本身就值得研究，为什么中国会对它产生误解，这本身就是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