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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系列的努力，“日本的ODA为东盟各国国家重建做出了不少贡献”，特别是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际，日本向东南亚各国提供巨额援助，最终“获得了关键时刻的真正朋友之好评”。日本提供的ODA、贸易、直接投资等帮助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实现了被称为“东亚奇迹”的经济增长。现在回过头来看，日本在亚洲的外交取得了丰硕成果，也确实使得日本实现了安全与繁荣这一国家利益。

国际贡献

战后日本在“国际协调”的框架内，本着“三原则”展开的外交，始终把“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定位为对外政策的目标。1971年的《日本外交蓝皮书》是一份探讨国家利益的指针性文件，该蓝皮书指出：“我们应该明确地认识到，日本的安全与繁荣背后依靠着亚洲及世界整体的和平与发展”，提倡“不仅不要追求短期利益，而且要加强与各国之间和谐的相互合作关系，寻找彼此利益的综合均衡点，扩大长期、大局的国家利益”。时隔10年后，1982年的《日本外交蓝皮书》也同样指出，“既然世界的和平与繁荣跟日本有关系，那么如何承担任务，是需要我们思考并落到实处的”，认为“我们应该这样理解，短期看也许有可能受到痛苦或牺牲，但这是为确保长期性的国家利益所付出的必要代价”，理解“分担国际责任和日本社会的国际化”之间的联系是日本外交的基本课题。

回顾战后日本走过的轨迹，在实现奇迹般的复兴，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过程中，日本与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际社会对日本成为亚洲先进工业国家的期待持续高涨”的情况下，日本人的“国际主义”意识也在逐步提升。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已经不允许日本与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拉开距离，享受“一国繁荣主义”了。

为了实现如此转换，在具体政策上，日本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采取了“振兴出口，开拓海外市场”（岸信介）、“加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扩大出口”（佐藤荣作）。而到了７０年代，这些政策进一步持续，明确表示日本应“从扩大自由贸易的立场，与保护主义作斗争”（佐藤荣作），“积极推进GATT”（田中角荣），并采取“自律而主动扩大进口，开放市场”（福田赳夫）的措施。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进一步开放市场”（铃木善幸），在“把开放的市场提供给世界，从国际贡献的角度上讲是必要的”（中曾根康弘）的认识下，实行结构改革或规制缓和等政策。日本著名国际政治学者高坂正尧也曾经提出，“维持发展自由贸易体制”、“增加进口”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

战前、战后日本的国家利益（12）

于是，已经达到一定发展水准的日本，改善并扩充“既是世界的要求，也是日本的国际责任”——　ODA成为20世纪70年代后的国际义务。日本政府认识到，ＯＤＡ必须是“有助于加强受益国真正经济社会基础的，而不是为了简单的贸易振兴”。到了９０年代，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ＯＤＡ供应国。

“协调”与“自主”

一方面是对战前一意孤行的单边政策的深刻反省，另一方面是战后向日本国民鼓吹　“自立”原则的当然结果，“协调”与“自主”的调和始终是日本历任首相必须面对的政治命题。

对于这个问题，佐藤首相给出了一个答案。在1965年，他提出“增进自主外交，充分追求日本的安全和国家利益。国家利益一定要与世界和平联系在一起，把国际协调作为基础。希望日本在国际社会上正面主张日本正确的利益，并承担起与自己国际地位相应的责任”。这一论述的内涵是，国家利益并不与“协调”相对立，而是存在于“协调”之中。同时，“协调”也不意味着“追随”，通过主张“正确的利益”，能够同时实现“自主”与“协调”，并获得国家利益。

在特定的情况下，需要准确辨析究竟什么是“正确的利益”，而日本如何率先提倡这些利益，取决于政治和外交的质量。佐藤首相提倡的“正确的利益”指的是，“有利于世界和平，以国际协调为基础的利益”，那是与国际社会中被广泛接受的国际利益相吻合的利益。要实现如此崇高的利益，对内日本要抑制狭隘的民族主义，并以与不同的民族、国家和谐共处为前提，追求开放的国家利益；对外，要展开以协调为手段的外交。只有如此，才能推进“自主外交”，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