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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鸟啼声教给自己的雏鸟，这样，这些声音就代代遗传下去了。权威们认为，不同地方的同种鸟的鸟啼声中，有细微的自然差别，这种差别可以比作各个地方的方言的差别，而虽然不是同种但有亲缘关系的鸟的啼声，则可以比作各个不同人种的语言。”关于清晰语言的起源和发展问题，达尔文又引用权威人士的话，他认为语言的起源，无疑都是借助于符号和手势，模仿并改变了各种自然声音，模仿并改变其他动物的声音和人本身的本能叫喊声结果。各种语言不是单独的创造行为创造出来的，语言的根源同社会的动物发出的信号和声音没有区别。毫无疑问，达尔文语言的这一章节，也驳斥了华莱士。

达尔文也反驳了这样一种意见：只有人才有美的感觉（让我们回忆一下华莱士的意见吧！）。达尔文提醒人们注意雄鸟在雌鸟面前喜欢打扮的动作，注意装有华丽饰物的窝巢，园丁鸟科的雄鸟就是用这些华丽的窝巢来引诱雌鸟的。

许多作者，特别是宗教界的作者认为，人跟动物截然不同的特征是信仰上帝，因此他们认为，似乎任何人都有宗教信仰。达尔文认为，过去许多人种没有上帝的概念，甚至在他们的语言中也没有表达这一概念的词。他认为，宗教是在人类发展较晚的阶段中才产生的，而对在其它种族中普遍流传的对神的信仰，他解释为轻信，因为有了这种轻信，所以人们举出他们自己根据经验所熟悉的动机而发出的动作与动植物、无生命物和自然力中的动作和现象进行类比，由于对后者的动作和现象的原因人们无法解释，所以这些原因都归之为一种肉眼看不见的物体，就象狗看见篷子因风而飘动，它可能想象是某个活的东西使篷子在飘动，因而它开始狂吠起来一样。

最后，许多作者把道德感、责任感或良心的存在，当作人跟动物之间最明显的差别。达尔文也讨论了这一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还因为“任何人都还没有专门从博物学的观点来分析这个问题（弗·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是一八八二年达尔文已经逝世之后才出版的。下面就是达尔文推论的结果：一、任何社会动物都具有”共同的本能“，对同伴的同情心，并有给与他们帮助的热烈愿望和决心；二、在智能增强的情况下，如果其他的本能暂时妨碍共同本能的表露，那么在共同本能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社会动物应该感到强烈的不满（达尔文认为，良心就是由此而来）；三、在言语发展的情况下，社会舆论依靠对自己人的本能的同情，对公共福利来说，应该成为衡量行为的最强有力的尺度；四、这些共同本能和动机，为服从团体的愿望和意见这一习惯所巩固。

达尔文坚持，这些共同本能，人以及动物的这些同情心，最初只是对同一个群里的成员而不是对所有的人或所有这一类的个体发出的。正如指出人的其他特征一样，达尔文在指出历史上发展了的和进化了的所谓“绝对命令”的相对性时说：“就象当代外交史非常清楚地表明的那样，对自己的敌人撒谎未必算作不良作为”。

达尔文也反对当时普遍流行的一种思想，即道德的基础是利己主义，是爱自己或者是“最大幸福的法则”（边沁语），达尔文认为，后者可能是目的，但不是原因。达尔文把道德的基础并不当作是个人的享乐，而不经考虑就以一定的方式为公共福利去行动的“共同本能”才是道德的基础。

还在一八六四年，在一篇早期的关于人类的文章中，华莱士就说出了一个想法：自从人类发明了工具、获得食物的新方法，各种各样的保护手段、衣服、避难所和火以来，人类的进步不再反映在纯粹人体构造的体力变化上。达尔文同意他这一点，因为在达尔文看来，在那个时代，这一进步仅仅是通过技术、智力和精神才能的发展来进行的。这里我们不详细研究达尔文关于“自然选择和开化民族”的论断。在这些论断中有许多幼稚的错误的东西，因而十分清楚，甚至一个天才，要想高出自己阶级的意识形态之上，也是十分困难的，而某些词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事件的角度来看，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痛苦的讽刺。我们无需证实一切“开化”民族起源于“野蛮人”，因为我们不同意达尔文的观点：“高度文明的民族不象未开化的部落那样互相排挤，互相残杀”，或者我们会同意这些说法，不过这是说反话：我们看到，属于“高度文明的。民族的法西斯分子，不仅自己，而且还借助于别的民族，以未开化部落作梦也从未想到过的方式，来消灭别的民族……

现在我们来谈第六章，达尔文在这一章中，确定了人在动物体系中的位置。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