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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次会议后就各自离散了。

他在英国呆了几天，和英国的汉学家们交流学问。

还就中国的新文化发展做了几次演讲，叫做《中国的文艺复兴》。

他把中国的新文化和欧洲的文艺复兴相比较，认为新文化是中国思想界的一次大解放。

与此同时，胡拾还在英国的大英博物馆和法国的国立图书馆翻阅有关敦煌文化的经卷。

英国人斯坦因从中国盗走的敦煌经卷存放在大英博物馆。

法国人伯希和偷运的敦煌文物存放在巴黎国家图书馆。

斯坦因搜集的敦煌汉文写本虽然量比较大，但由于他缺乏汉学知识，选择不精，在历史价值上远逊于比他晚到敦煌的法国考察家伯希和的搜集品。

伯希和获得敦煌的大批珍贵文物，写了《敦煌千佛洞》等书，在法国名声大噪。

甚至成了巴黎法兰西学院的教授。

由于林子轩和陈寅格的倡议，敦煌文化在中国国内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8月26日，胡拾在法国拜访了伯希和，经过伯希和的介绍得以走进了巴黎国家图书馆，翻阅敦煌经卷。

他是为了研究学问而来，对于盗取中国文物的外国人并没有看法，或者是不愿意多想。

不像林子轩那样愤慨。

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人看来，这似乎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没必要如此痛心疾首。

回国后，胡拾把从巴黎伦敦带回来的神会遗著整理写定，又作一篇很详细的《荷泽大师神会传》，合编成《神会和尚遗集》，在国内出版。

他在《神会和尚遗集序》中这样写到。

“我借这个机会要对许多朋友表示很深厚的感谢。我最感激的是：伦敦大英博物院的翟林奈博士，巴黎的保罗伯希和教授，没有他们的热心援助，我不会得着这些材料。”

翟林奈是英国汉学家，在大英博物馆负责斯坦因盗取回来的敦煌文献资料。

做完这件事，胡拾又到了德国。

1926年10月27日，他被德国汉学家卫礼贤邀请到德国法兰克福中国学院做演讲。

这一次演讲的费用是300马克，仅够他从英国到德国来回的路费。

他演讲的题目叫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