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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中，青苗法之所以失败，这个现象便是其主要原因。

“大明皇家银行”的特殊地位嘛……朱棣想了想，说道：“朕打算让大明皇家银行逐渐民营，承包亦可，掺股亦可，总之将大明皇家银行的日常经营逐渐交给民间去做。

而且，无论是初期由朕派遣专人管理还是日后由民间管理，东厂都会对其经营进行监管。这便可以减少银行的违法行为。”

银行这种新生事物，只要有利可图，民间自然会逐渐跟风。由于银行是新生事物，完全杜绝关于银行地各种经济犯罪显然不可能，但是由东厂负责监管，总归会有些作用。反正在朱的心目中，东厂的主要功能应该类似于后世美国的税务局——权力可以稍稍大一些，但绝不能象历史上的东厂那样权力那么大。

“若是耕种自家民田者，银行看在有抵押物的面上，自然不吝贷款。至于说耕种官田者……”

朱顿了顿，脑中出现了沙皇俄国将份田卖给农奴的联想。不过，这个办法可以满足耕者有其田的要求，但对于解决目前耕种官田者拖欠赋税的问题却没什么帮助。

但这也难不住朱棣。

明朝有一些土地是不用纳税的，比如说皇庄、王庄、其他贵族庄田、京军草场等。然而实际上，这些土地地租金也产生了一个与田赋相类似的情况。自明世宗即位后，除了很少的例外，它们都由地方官员管理。

历史上皇庄的产生本来就是始于永乐时期，朱棣决定提前做这件事：改江南地区的官田为皇庄！反正维持皇家正常生活本来就需要一定地经费。修缮宫殿；供养皇宫里的妃子、宫女、宦官；赏赐文武大臣，哪一样不需要皇帝掏钱？不设置内库，皇帝也不会缺钱，区别只在于那样皇帝便只能把户部当成自家地钱袋子——这样公私不分的危害性显然更大。与其如此，还不如现在就将两者彻底分开。

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嘉兴五府耕种官田地农民每亩需要缴纳七八斗甚至一石的赋税，看起来很高，因此贪小爱便宜地农民容易产生抵触心理。但是将官田改为皇庄后，基本田赋便和其他民田一样只需要缴纳五斗了。而多缴纳的部分，则明明白白当作田租缴纳。

朱棣打算再下一道圣旨，声称隶属于皇庄并且欠着田赋的农民不再欠

而是欠田租——如此一来，无论将来朱允许那些租还是干脆＋免历年所欠田租，那便都不再和赋税产生任何关系，别的农民也至于因此而产生“皇帝会＋免历年所欠赋税”的幻想。

……当然，之前江南官田所欠的赋税朱棣却并不打算认帐。因为这笔欠税的数额实在太大，朱虽说是皇帝，却也承担不起那么大一笔债务。

听到皇上想出这么个办法来，杨荣忍不住拍手称好，一大段颂扬地话不要钱似随口就说了出来，听得朱棣“龙颜大悦”。

朱棣满怀恶趣味地想：将抄没田变为皇庄真是个好办法。

之前朝堂上多次出现过酸儒进谏让朱棣对江南减赋地事情。这下好了！朱棣从善如流——将官田变为皇庄后，江南所有田产的基本田赋只不过五斗，而且耕种皇庄田地的佃农还不用缴纳基本田赋……但皇庄收取地租总该天经地义吧？而且皇庄所收取地租的额度比其他地主要少得多，这总归可以表现皇上的仁慈吧？！更何况朱棣还开天辟地地规定皇庄同样纳税，这样还不“仁”，那怎么样才能称得上“仁”？！

其实改官田为皇庄后，耕种皇庄的农民上缴所得并不会减少。只是不知道那些酸儒会不会象朝三暮四地猴子那样更开心一些？

想到将官田改为皇庄后不仅能够解决小民小户拖欠太多赋税的难题，还能顺便消除江南官员总是就江南重赋喋喋不休的麻烦，朱棣不禁大乐。

当然，明白人还是有的，至少顾炎武就认为明初江南民田税额甚轻，因为重科田只是抄没田。只不过到嘉靖中期，欧阳铎行牵耗法，结果抄没田与民田均税，那时才赋税大重——即便民田与抄没田均税之后，江南田赋更重了，但相对于明朝其他地区，江南仍然是饿死人以及造反最少的地区。显见每亩七八斗甚至一石仍然没有超过税收极限。

其实还有一个证据可以表明明朝赋税实在是很轻——清顺治十八年到康熙二十四年期间只有二千万人口和六百万顷的田地，尚且能征收1万两白银和六百万石粮食的赋税，甚至高于明帝国至少六千万人口和七百万顷田地的正常赋税。这样一比较便可得知，明朝的赋税额度上调空间至少还能翻一番。

不过，朱棣并不打算将江南的田赋调得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