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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被　逐（1）

我的好友威廉·埃尔芬斯通，今天要安葬在卢瑟兰河东岸的墓地里长眠了。这块墓地离我们医院还不到五链之遥。巴塔维亚的军医局局长斯帕林先生扶我登上小船。他的两个马来亚仆人正在河岸上等候，手里拿着一副担架，准备把我抬到墓地去参加葬礼。

在这之前，我们这伙船员中已有两人因海上漂流的苦难和爪哇气候的折磨而长眠地下了。埃尔芬斯通的墓穴就紧挨着他们。虽然他们出身贫寒，埃尔芬斯通也应感到满足，因为他们不愧是真正的英国人。兰克莱特，原是“本特”号上的军需官之一。而霍尔，则是舰上的伙夫。斯帕林先生曾用草药和酒来治疗他们，竭尽全力来挽救他们的生命；但他们已病入膏肓，医药罔效了。总管弗赖厄先生、水手长科尔和两位海军见习军官海华德和廷克勒，乘着小船逆流而上，划了四英里，也参加葬礼来了。

我们向死者致以最后的敬意。这时，我才知道萨班达已经通知我这伙难友明天就要登上“荷兰地亚”号这艘荷兰在印度公司船队的船舶，返回欧洲了。我心里十分难过，但这只是自悲自艾罢了。我为难友们感到高兴。他们和我一样，背井离乡已近两年，如今急切地向往祖国。可恨我腿上长疮，形成一个很深的溃疡，在这热带的气候里又日益恶化。因此使我不敢贸然登上归途。要按斯帕林先生的意见，我还要过好几个月才能动身哩。我知道这位荷兰军医对我有恩，并感激他对我的友谊，但我在这远离祖国的穷乡僻壤，已经感到十分孤独，只好振笔疾书，来排遣我胸中的郁闷。

这所海军医院非常凉爽宽敞，并且划成好几个病房，每个病房都有一套单独的房子，根据不同的病情来收容病人。这与其他海军医院的情况大抵类似。军医局局长的住宅，位于医院建筑的一端。我就住在他的家里。他为我设了一张吊床，安在一条长廊里面，外面有鲜花怒放的蔓藤和灌木遮荫。白天，我可以靠在几只枕头上写字或读书，要不然，就把我那条坏腿放在椅子上，懒洋洋地坐着，眺望外面烈日照耀下的丰饶而变幻的景色。如今我那伙难友不能来看望我了，我的日子将多么难熬啊。我的东道主十分体贴人。他是我在这里唯一能彼此交谈的人了。但他职务在身，空闲的时间不多。他的夫人是南非开普敦总督的甥女，对我关怀备至。她顶多才二十岁，长得非常俊俏。马来亚的装束对她最为合适：织有金银丝花饰的锦缎、各色宝石、绾在头顶的亚麻色密发和精工镶嵌的龟甲梳。她常由马来亚婢女伴着，与我同坐一个下午。当她朝我一瞥，然后侧转身子，用马来语同她的婢女说话时，她那蓝色的眸子就流露出强烈的兴趣和同情。我已经很久没有同女伴相处了，因而仅仅看一看斯帕林夫人，都感到极大的满足。只要能同她交谈，这日子就再也不显得悠长了。

埃尔芬斯通先生的葬礼结束以后，我就向军医局局长索取文具纸张，而把这一切交给我的，却是他的夫人。她很快就动身走开了。这时天色尚早，我就开始记叙往事，打算用这个办法来消磨时间，直到我能起床行动为止。

关于英王陛下那艘装甲运输舰“本特”号上的叛乱，我没有多少话要说。布莱舰长早就写过一份报道，叙述了这艘运输舰被夺的经过。古邦总督的秘书旺琼先生已把它译成荷兰语，以便万一“本特”号向这里驶来时，有关当局会有所戒备。舰长挨个把我们找去询问了一番，要我们把叛乱那天早晨耳闻目睹的情况告诉他。如果我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另外写一篇记叙文章，就未免不甚得体。但有关我们随后在小艇上历险的经过，我却可以无拘无束地记叙下来。植物学家纳尔逊先生在我们抵达古邦时告诉我说，他也考虑这一写作任务。但不幸的是，他在帝汶岛上与世长辞了。他是由于海上漂流的艰辛困苦而死去的第一个牺牲者。正因如此，我更有必要拿起笔杆。

请想，一条小小的、没有兵械的敞篷船，只有二十三英尺长，并由于负载过重而随时可能倾覆，居然在舰长布莱先生的指挥下，航行三千六百英里，自友爱群岛抵达帝汶，途中经过凶残的野人所居住的成群海岛，横越一大片地图上没有标明的洋面，这在海洋史上也许是空前的。这个功绩也是任何一位舰长都无法与之比拟的。我们十八个人，紧紧地挤在座板上，几乎一刻不停地舀着船上的水，来保持小船漂浮不沉，而头顶上无遮无盖，日日夜夜都忍受着烈日骤雨的熬煎，在强劲东风的吹拂下，整整漂流了四十一天。可是，除去约翰·诺顿在托弗阿岛被野人所杀以外，我们一个人也没丢，全部抵达帝汶岛。为此，我们感激布莱舰长，而且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