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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弟俩脑子有毛病呢？张爱玲姐弟怎能躲得过吐沫星子之灾呢？他们就该着成了李家不受欢迎的人。

然而欢迎也好；不欢迎也好；他们全然都顾不上了；时间是最有力量的；现在他们姐弟俩都飘然归道山了；他们都只留下了文字；没有留下子女；也不需要负任何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张爱玲毕竟是写小说；朦朦胧胧地有些真人的影子就可以了；尽管还是引起他父亲和舅舅大发雷霆。但是现在的人如果真把这些小说当做李氏家族史来读；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小说中的故事的确与事实相差太远。

现在我们已弄清楚了；张家姐弟所见、所写的；仅仅是李家故事的一个极小的部分；仅仅是李家兄弟六房中的老二房中的“国”字辈中的、某些人的、多少已走了些形的人物故事；具体来说；在《金锁记》中主要影射的是李鸿章的孙子李国煦家的事情。那恰恰是李家老一辈的“家底儿”已经吃得差不多了；新一代的新秀尚未崛起的、青黄不接的年头。　但是不知她是有意还是无意地省略了一个过程；那是李家后人生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李家家字辈的不少人在家族败落后的奋斗和崛起。其实就是张爱玲本人；不也就是奋斗和崛起的一例吗？即便是李玉良（李家瑾）；也就是张爱玲笔下的“长白”；这个人的真实面目完全不是张爱玲所说的那样；他实际上早已背叛了家庭；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在上海升平街的家在抗战中已成为中共地下联络站所以解放以后他能当上厂长；并在政协部门任职。

张爱玲与李玉良是同一辈人；用张子静的话来说；他们早就与之打过照面；这些情况；作为究心打探李家故事的张爱玲不会不知道；但在她的小说中全都隐去了。或许是她不屑于写；因为她是很讨厌革命的。但这是事实；因此就更能说明；如果把张爱玲的小说当成信史来看的话；那就可悲了。　张家姐弟既没有赶上李家前几代的创业期、辉煌期；也没有看到李氏家族整体的衰落以后的再次崛起；更没有看到上海以外和中国大陆以外的李家人的艰苦奋斗的沧桑历程；或者看见了；并不情愿把它写出来；而仅仅写了某些片断。所以说；当小说写；当小说读；不会挨骂；而要当真实的家族史来写来读；就要惹麻烦了。　事到如今；又能怪谁呢？

第37节　才女被胡兰成耍了个惨

张子静在1944年10月创刊的杂志《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也是《我的姊姊张爱玲》；据他说；这是他在过去五十年间发表的惟一一篇文章。文中写了他对姐姐的看法：　“她的脾气就是喜欢特别：随便什么事总爱跟别人两样一点。就拿衣裳来说吧；她顶喜欢穿古怪样子的。

记得三年前她从香港回来；我去看她；她穿着矮领子的布旗袍；大红颜色的底子；上面印着一朵一朵蓝的、白的大花；两边都没有纽扣；是跟外国衣裳一样钻进去穿的。领子真矮；可以说没有；在领子下面打着一个结子；袖子短到肩膀；长度直到膝盖。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旗袍；少不得要问问她这是不是最新式的样子；她淡漠地笑道：‘你真是少见多怪；在香港这种衣裳太普通了；我正嫌这样不够特别呢！’吓得我也不敢再往下问了。我还听别人说；有一次她的一个朋友的哥哥结婚；她穿了一套前清老样子的绣花袄裤去道喜；满座的宾客为之惊奇不止。

上海人真不行；全跟我一样少见多怪。　“她曾经跟我说：‘一个人假使没有什么特长；最好是做得特别；可以引人注意。我认为与其做一个平庸的人过一辈子轻闲生活；终其身；默默无闻；不如做一个特别的人；做点特别的事；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这也许就是她做人的哲学”　张子静在五十年后把这段话又写入他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五十年前；我的姊姊张爱玲》；文中写了当初为什么要写那篇文章的故事；很能说明张爱玲的性格以及她的为人。当时是汪伪统治时期；青年们精神上都很苦闷；张子静的同学邵光定拉他一起办杂志；并且请他向他那已经很走红了的姐姐约份短稿。张子静写道：　“（张信锦）说：‘你姐姐是现在上海最红的作家；随便她写一篇；哪怕只是几百字的短文；也可为刊物增色不少。’我想想也有道理；就约了邵光定一起去找我姐姐约稿。　“还没走到我姐姐的住处；我就想到这样贸然前去似乎不太稳当。

一来我姐姐的性格一向不爱见陌生人；二来她当时可说是红得发紫的巅峰期；向她约稿的著名报刊杂志很多；她成天躲在家里做一个‘写作机器’也应付不完那许多约稿；也许不会为我们这个无名刊物写稿。如果她当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