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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选后选出新总统为止。
然而,苏哈托慑于苏加诺在人民中的威望,没有正式剥夺苏加诺总统的头衔,也没有立即把他送上法庭审讯。在会议结束时,有个西方记者采访纳苏蒂安,要求这位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主席就苏加诺将来的地位作个明确的、合乎逻辑的说明,并提出为什么要保留苏加诺总统的空头衔。纳苏蒂安将军引用了一个谚语说:“当一个印度尼西亚人在丛林里遇到一只老虎时,他称呼这只野兽‘祖父’;假如他碰到一条鳄鱼,他称呼这条爬虫‘师父’,换句话说,在朦胧的丛林里,人们说老实话是不行的。”确实,他们对苏加诺这只老虎感到害怕,在人民群众拥护苏加诺的丛林中,战战兢兢地生活着。
苏加诺总统的政治生命就这样结束了。
1。6 黎明的道路
1901年6月6日星期四,早晨天刚刚发亮,苏加诺降临到这个世界上。为此他得到一个雅号,叫黎明之子。他的父亲叫拉登·苏克米·沙斯罗迪哈佐,正如“拉登”这个头衔所表示的那样,是一个爪哇的土著贵族。他的母亲伊达尤·尼奥曼·拉伊,是巴厘一个婆罗门(僧侣)家庭的女儿。他的父亲是个穆斯林,母亲是个印度教徒,所以双方结合可费了一番周折。结婚之后,苏克米夫妇就住在辛加拉查,直到生了第一个孩子,女儿苏加米妮。女儿生下后不到两年。苏克米经申请获准,调到苏腊巴亚(泗水),也就是在这里,苏加诺出世了。取名为库斯诺·索斯罗·苏加诺,不过在他童年时期,前面两个名字就弃而不用了,自后按照爪哇老百姓的方式,一直单单叫他苏加诺。
苏加诺的童年,说实在是够平凡的。出世后头几年有段时期,他的祖父母可能为了减轻他父母的负担,将苏加诺带到东爪哇南部土隆加贡他们老家。他就是在那里的乡村小学开始读书的。6岁左右,他家先从苏腊巴亚搬到附近的诗多阿佐镇,紧接着又搬到惹班。在惹班,他父亲被提升为一所二级乡村学校校长。家里搬到惹班之后,苏加诺就回来了,进入他父亲的学校,继续上小学。
他小时候是由佣人沙里娜看管,沙里娜对他影响很大。他把她当成理想化的人物,当作印尼妇女的象征,特别是作为构成全国人口主体的“小百姓”的代表。后来他在雅加达的塔姆林路建了一座“沙里娜”百货大楼,作为对她的纪念,苏加诺自称,在他一生中她是最有影响的唯一人物。“我是从她那里懂得热爱普通老百姓的,她本人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可是她却有着不寻常的智慧。”
他父亲虽是一个小学校长,但薪金却很微薄,他和父亲住在惹班时也好,和祖父母住在土隆加贡时也好,确实尝到了贫困的滋味。每天只能勉强吃上一顿米饭。他是异族通婚所生,这对苏加诺影响很大。他深受爪哇传统文化的哺育,同时又是由他宣布求同存异的印度尼西亚统一的原则。苏加诺小时爱看皮影戏,其中的情节和人物对他影响较深。他在演说中常用皮影戏作比喻。苏加诺在小学的成绩并不出色,但却顺利地一级一级读上去了。
1916年,苏加诺进入荷兰语中学。他父亲通过朋友佐克罗阿米诺托的关系使苏加诺进入荷兰语中学,并安排他住在佐克罗阿米诺托家里。这对苏加诺的前途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因为佐克罗阿米诺托是民族主义的群众性组织伊斯兰教联盟的主席,是当时印尼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人物。当时印尼处于荷兰殖民主义者统治之下,民族主义的兴起和运动,通过这位领导人对苏加诺产生了极大影响,促成了苏加诺民族意识的觉醒。佐克罗阿米诺托成了苏加诺政治活动的师傅和楷模。在中学里,他饱尝了作为殖民地学生所遭受的歧视和屈辱。他通过父亲的关系,可以借阅苏腊巴亚神学会图书馆中丰富的藏书。他离群索居、博览群书,涉猎各种政治思想:杰斐逊的民主思想、韦布的费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哲学方面,他自称吸收了黑格尔、康德和卢梭的学说,还阅读伏尔泰的著作。
在佐克罗阿米诺托家里,他接触了一些促使他政治觉醒的人们,尤其是结识了东印度共产党(1942年改名为印尼共产党)的创始人,其中有荷兰人亨德利克·史尼佛利特(史尼佛利特后来用马林这个名字担任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和他的副手阿道夫·巴尔斯以及瑟马恩、慕梭、阿利敏等人。
苏加诺从佐克罗阿米诺托那里学到不少东西:善于把各类人物团结起来以及雄辩的口才。1917年他参加了青年组织“特里·科罗·达尔摩”,1918年这个组织改名为爪哇青年会。他开始给《印地使者》报写稿,迈入新闻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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