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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工。他们收集企业招聘广告，出版《企业介绍》（后改称《里库路特手册》）等刊物，向应届高中、大学毕业生出售，以谋生计。创业时，一无房产，二无雄厚资金，加之同业竞争激烈，经营颇为艰难。

3员兵将不分高低，每月只能分得9000日元生活费，连大企业普通工人平均工资的一半都不到。然而，60年代到70年代初日本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招工难”、70年代末期以来的情报化潮流，使这个小小广告社走上红运，杂志畅销、财路渐开，成为令人刮目相看的暴发户。一个60年代的小企业，70年代成长为中型企业，80年代跨入大企业行列。1984年，该社正式取名为里库路特公司（英文recruit，征募之意）。该公司在1988年拥有27个子公司，6200多名职工，经营广告、不动产、旅游、饭店、农尝计算机通讯服务等多种业务。1987年销售额达1839亿日元，申报收益达305亿日元，名列日本企业的第130位。1984年，江副浩正加入经济同友会，两年后被选为该会干事，其间该公司也加入了日本最大经济团体——经团联。

经营上的突飞猛进，使江副这个只埋头做生意的企业家也学会了拉拢收买政界要人和社会名流的关系学。这也许是扩大企业的社会影响、不断开拓生财之路所必需的。据估算，80年代该公司每年支付的“社交费”多达10亿日元，8年间开销80亿日元。公司部长级干部每年的社交费达1500万日元，江副等高级领导人的社交费达上亿日元。行贿的办法是多种多样的：请客吃饭、招待高尔夫球、钓鱼之类不过是“小意思”；竟选议员，分头去送捐款，一送就是200万日元；出任大臣，“车马费”送100万日元；政治家为搜刮资金办宴会，少则几十，多则上千张的认购宴会卷；请政客、官僚到公司讲演，每次付酬一二百万日元；加入政治家们开办的这个会那个会，定期捐款；为政界要人的子女安排工作、介绍职业等等，不一而足。不过，江副的关系学不算太精明。他是广种薄收，不怕花冤枉钱。据说，有一次一位财界干部死了，他就送香火钱多达100万日元。不仅没有得到赞赏，反而成了人们的笑料。

这次转让股票是拉拢政界要人的新花样。1984年12月和1986年9月两次转让对象多达155人，其中多为政治家、政府官员、财界、新闻界和教育界的名人。这些人以每股1200—3000日元的低价接受股票，购买股票的资金又是由该公司系统的金融机构贷款垫付。他们在1986年10月底股票正式上市后看其价格上涨抛售，上市时达每股5000日元，翌年4月上涨到7000日元，坐收渔利。从表面上看，股票的买与卖合理合法，但从实质上看，该公司把投机赚钱的机会和手段拱手捧给特定的权贵们，实属行贿和受贿，在合法的外衣下隐藏着权力和金钱之间的肮脏交易。

让我们揭开合法的外衣，看一看里案中权钱交易的内幕吧。

在里案涉嫌人中地位最显赫的政府文官有两名：一是劳动省事务次官加藤孝，一是文部省事务次官高石邦男。事务次官相当于副部长，在日本政府的文职官中是最高一级干部。

由于日本实行的是公务员制度，内阁更迭频繁易人，而政府文官的升迁不受内阁换班的影响，因此各省厅的业务大权实际上掌握在事务次官以及局长、课长等人的手中。

加藤孝升任劳动省事务次官的时间是1986年6月，在这之前（1983—1986年）担任该省职业安定局局长。他同里库路特公司结缘正是他当局长的时候。那时，劳动省经常收到群众和全国最大工会团体总评指控里库路特公司的告状信，说该公司的就业情报常有出入，不少人受骗上当，劳动省职安局根据这个意见，准备修订《职业安定法》，严格有关就业情报刊物的发行条例。毫无疑问，这对里库路特公司的生意是个不祥之兆，有可能砸了它发家时的铁饭碗。于是，该公司决定设法阻止这项法律的修订工作，并立即开始了对劳动省官员以及有关人员的收买工作，加藤就是该公司收买的主要对象之一。里库路特公司的收买工作立杆见影，加藤于1984年就决定暂缓该局原定对《职业安定法》的修订工作，只要求有关企业自我约束。

差不多同一时期，由里库路特公司牵头，几家情报企业计划在东京都文京区设置“雇佣情报中心”，申报劳动省审批。

这项计划必须得到劳动省的支持，因为劳动省不向这个中心提供情报，设置这个中心就毫无意义。但是，劳动省作为政府部门，它的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