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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亲人……我忍住泪，忍住心中的悲屈，绝望地盯着洞顶，体会着生命的最后一刻。奇怪的是，过了好一阵，我还活着，还能睁开眼睛吐出长气，还能咬一咬自己的嘴唇。

一只手拍拍我的肩。我回头看，发现场长变戏法一样出现了，腰扎皮带，手提驳壳枪，眼睛闪着激动的光辉。他捶了我一拳，“嘿嘿”两声，没说出话。

“搞什么鬼？”我大叫起来。

“不要闹，不要激动。”刚才那个拷问我的黑汉子笑了，“马小钢同志，恭喜你考查合格了。刚才没把你打得太痛吧？”

我事后才知道，刚才这一切不过是场长导演的一出戏，是一次演习，目的是配合全国阶级教育运动，抽查一下大家的革命立场和思想觉悟——你说这算怎么回事？我还好，算是幸运过关的一个，在全场员工大会上登台亮相，与其他考查合格的英雄们一起，戴上了大红花，喝到了庆功酒。场长把我们一个个拉到台前介绍，如示家珍，爱不释手。“这才是共产党的好伢子呵，好妹子呵。碰到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要靠什么人？就靠这号人……”

西望茅草地（8）

当然，一些没通过考查的倒了大霉，是党员的丢了党籍，是团员的丢了团籍。据说猴子一见“*救国军”的枪顶上火，吓得立即报告他父亲也是国民党员，解放前还是个戴金丝眼镜戳文明棍的人物……虽然他后来没有团籍可丢，但挨了场长一顿臭骂，受到的惩罚是担大粪，整整担了两个月。

十

形势教育和阶级教育并没有使大家鼓起劲头，倒是泡病假的越来越多，擅自溜回城的也时有耳闻。场长找下面的人了解情况，也找到了我。

“我没意见。”我瓮声瓮气地说。

“你还在怄气？”他笑着拍拍我的肩膀，“你这伢，那次在地上我骂你，是一时性躁，官僚作风。其实呢，我这个人是老鸦变的，只是嘴巴丑。”

我还是冷冷地摆弄着一根草。

“你大红花也戴了，庆功酒也喝了，心里还不痛快？这我就不明白了，我张种田还有哪一点对你不起？”

看他真像是不明白，我气不打一处来，随口点出几件大事：伙食太差，休息太少，缺少文化生活，两三个月没看上电影……“场长，你揣着明白装糊涂吧？”

他摸摸头，想了想。“这些事，好办好办。”

他这一回算是真听意见了，尤其山洞考验以后，他对我高看一眼，似乎也少了一些疑心。第二天他同几个头头商量了一下，宣布全场放假一天，吃豆腐煮肉，晚上看电影。他看到银幕上抗美援朝的战火纷飞，兴致大发，忘乎所以，把宣教科长叫到面前说：“今晚要看个痛快，你现在吃点苦，骑我的马到县里去，找电影公司再搞两部片子来。要好看的！”科长吓了一跳，说看得太晚的话，大家会肚子饿。场长扬扬手：“叫食堂煮饭！”结果，那天看电影一直看到后半夜三点钟，几百号员工吃了夜宵以后连夜再看。一锅香气扑扑的萝卜煮鱼，是场长个人出钱请的客。

场长是老革命，工资高，请客是常事，用钱从来很大方，除了给自己留点烟钱，剩下的钱只要有人开口，他有多少给多少。他买烟也是一买好几条，丢在抽屉里没个数，张三李四都可以去共产。有一次猴子溜入他的住房，也摸来了一包飞马牌，在我面前洋洋得意吞云吐雾。“马儿，”他叫我的外号，“你也去搞双军鞋来吧，我看清了，他还有两双，就放在衣箱的后面。”

当时我父亲身体有病，而且怨我不孝，很少给我寄钱来。我一双胶鞋早就底面分了家，但我不愿意去场长那里揩油。没想到有一天，他在路上碰到我，看了我一眼，目光落在我露出鞋面的几个红红指头上。

“你来。”他说。

“有事么？”

“你来。”

他领着我来到草市街。这是甘溪边的一个小镇，四周有残存的小城墙，是以前防土匪的工事。墙内有麻石道直通小码头，串起各种木板房，有店铺也有民居。遇到赶集，即本地人说的“赶闹子”，这里人流拥挤，热热闹闹，出售着知青们最有兴趣的柑子，柚子，板栗，西瓜，一种粉红色的酸萝卜片，由一些老太婆叫卖。

场长背着手把我带进供销社，一座破旧的观音古庙。“妹子，”他朝柜台后一个侗族姑娘点点头，“打盆热水来好不？”

本地人都认得这位大名鼎鼎的老革命，女售货员立刻照办。场长又撞开经理的房门，抽来一张椅子，随便大方得像回到了家。

“洗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