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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减了非共产党人士的权力而增强了总理的地位。这时周恩来领导着国务院（政务院），这个机构有包括10　多位副总理在内的大约70　个部委的领导人。政府被划分为不同的体系，它们包括：处理文化事务的宣传部和教育部；负责农村事务的农林水利部；通讯工业部和经贸委。每一个系统都同时受国务院办公厅和中共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的监督。其“垂直控制”系统由＿上而下延伸、分支，在遇到相应级别党委的平行协调时，这个等级系统就在“二元控制”中达到了平衡二外交和军事方而亦存在类似的“二元体系”。

在一切事务中，党制定政策，政府机构负责执行；共产党党员古据了政府中大多数重要职务，而地区级、省级和地方党委在和这些部门合作时又可以对它们加以监督。各政府机构中的党员都有他们自己相应的党委或党支部组织。

与党和政府平行存在的还有全国范围内的群众组织二这些组织起源于20　年代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但国民党听任它们自生自灭二譬如，成立于1922　年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到1956　年时拥有1300　万会员。类似的组织还有妇女联合会（1953　年拥有成员76　（　X　）万）、民主青年联合会（1957　年拥有成员3　中刃万）及其他知识分子组织、学生组织和少先队，等等。这些群众组织覆盖了各类行业和社会角色，其成员往往受到政府不可能向他施加的影响。每个组织都有篇幅很长的政治纲领和遍布各地的行政机构。中国一半以上的人口就这样被带进了这样或那样的活动团体，在共产党党纲指导下开会、学习、讨论。与学校或教育中心合办的培训活动从这些组织中挑选积极分子。这些群众性组织在老百姓和官僚阶层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在原先不问政治的平民百姓中培养起政治热情来实行群众路线。这条路线的主要内容是：共产党的领导必须以经常接触工农群众为基础，党的工作者首先要认真研究群众问题、听取群众意见，其次针对问题和意见制定指导性政策，最后让群众把这些政策当作他们白己的意愿去执行，这实际上是一种制造、操纵舆论的做法。在各个地区得到稳步发展后，这一整套政治机构对个人能产生广泛深入的公众压力。制造这种压力的机器便是“运动”。“运动”起初看起来是自发出现的，一旦发展起来它就开始听命于中共中央的指令。它很快把庞大的新型党政机关和群众组织发动起来，将打击的铁锤瞄准各阶级中的一个又一个目标及其行为。

这一革命变化的后盾是新成立的公安部门和保密部门。各地的公安局监督街道居民委员会，这些居民委员会不但负责推行福利政策，而且负责邻里之间和家庭内部的互相监督与批评。街道居委会协调邻里纠纷，公安局处理性质较为严重的案件，有必要的话把案件递交上级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犯往往先在得不到任何消息的情况下接受全面调查，交待自己的罪行和一切同谋，然后案件才交由人民法院审理。由于法律必须反映党的革命政策，因而往往零乱多变。法律行业不健全，司法正义倒向国家一边，法律部门用普遍通用的准则处理不同环境下的个别案件以尽量减少操作程序。诉讼程序无足轻重，立法程序也同样若有若无。尽管法律条文不公开出版，个人行为准则还是通过政治教育为全社会所熟知。所有这些情形中都有中国社会传统的影子。把犯人交给国营工厂或农场“劳改”是效仿苏联体制，但也反映了中国古代思想中认为人的行为可以通过教育和社会压力得到改善的观点。总之，相比过去各个时代，国家大大加强了对个人的控制。

振兴经济

1949　年毛泽东号召学习苏联工业化建设的经验，把工作中心转移到城市中去。首要目标是把工业产量恢复到战前水平。在中国东北，苏联占领军移走了价值20　亿美元的重要工业设备，而在中国腹地，铁路系统被毁，城市居民生活困难。战时城乡之间的隔绝造成农村经济日益封闭自给；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生产急需得到恢复。大约侧刃万人依靠政府配给和工资生活，其中包括一小部分留用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政府仍然不得不靠发行纸币来应付高达75　％的预算赤字。

为通货膨胀消肿的第一步是通过增加国家收人逐步恢复预算的平衡。政府首先在农村实行农作物分类征税，然后在城市中通过商会的“民主评议”决定主要商品的购物税和营业税税率，以便从国民经济中较为富裕的部门中挤出一些钱来。第二，整个财政体制经过重组后，中央政府得以控制原先地方税的征收，同时禁止私人银行经营公款业务并且从整体上削减支出。政府通过接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