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部分(第3/4 页)

满洲北部各族纷纷向京师告急求援。不过，清朝在与俄国的对峙中起初并不占据优势，清朝直到1681　年才真正完全统一了中国，但此时又发生了准噶尔部的叛乱，而西蒙古诸部与西伯利亚地区的俄国人已有接触往来，东蒙古诸部也在涅尔青斯克与俄人进行贸易活动。因此，康熙皇帝的目标不仅仅是要把俄国人驱逐出阿穆尔河流域，而且还要防止他们与蒙古人的进一步勾结。中俄双方的非正式外交关系早在1619　年就已形成。1654　俄国沙皇遣使致信清朝皇帝，目的是在否认中国为宗主国的条件下发展两国贸易。俄使拒绝向清帝磕头，而负责接待的官员又对贸易不感兴趣，俄使坚持按欧洲各国平等交往的惯例行事更触动了“天朝上国”的意识形态基础，于是未得数见便被遣返出境了，当时来华的另一名俄使即为颇富传奇色彩的N　。　G　．斯巴塔一麦莱斯库，其人出身于希腊一知识分子家庭，曾在康斯坦丁堡接受教育，后广泛游历欧洲各地。他于1676　年到达北京，首次带来用拉丁文写的国书，并请耶稣会会士为他做翻译。他在接受清帝赏赐给沙皇的礼物时拒绝下跪，因此也同样遭到遣返出境的命运。

康熙于17世纪80　年代早期巩固了国内统治之后，开始有条不紊地从满洲南部向阿穆尔河流域修筑水陆骤道、哨所、粮库和屯垦驻军，并且建立了一支水军在满洲进行操练。清兵很快就将俄国人赶出了阿穆尔河下游一带。清兵以优势兵力围攻俄军在阿尔巴金的最后一个据点，在这种情况下俄皇决定与清朝进行谈判，并派遣了一名大使赶到涅尔青斯克。这正是谈判的好时机，因为此时清朝正需对付西蒙古各部的内患。仿效斯巴塔一麦尔斯库的先例，康熙指定2　名耶稣会会士担任翻译兼顾问，派他们与俄国人进行谈判。耶稣会会士穿梭往来于双方大营之间，经过无数次的反复和讨价还价之后终于达成了协议，并由耶稣会会士用拉丁文誊写一份条约，另以满文、汉文、蒙文和俄文各写一份以存照备考。这是一份平等条约，它将俄国的势力限制在阿穆尔河以北，但允许俄国在此建立稳固的基地并通过商队与北京进行贸易活动。俄国人亦同意拆除阿尔巴金的军事设置并撤出阿穆尔河流域。条约划定了满洲北部的界线，但对蒙古与西伯利亚之间的界线则语焉不详。通过签订《　尼布楚条约》　，康熙阻止了俄国向东蒙古各部进行援助。在此之后的10　年中，他最终击溃了葛尔丹并巩固了他在西蒙古的统治。此时俄国的商队亦经乌兰巴托从蒙古源源来到北京。这些商队都持有官方护照，随行的使节介于官商之间，统一接受理藩院的管理，与朝贡儿无二致。使团人数通常限定在2000人以下，入华需凭一套编号的符信行事。在北京他们与贡使一样下榻于俄罗斯会馆，四周有卫兵把守，使臣靴见皇帝时照样得叩头如仪。

在当时清朝为控制亚洲腹地而采取的战略中，中俄关系一直古据着重要的地位。彼得大帝在位时逐步向西进行扩张，与准噶尔部不断进行战争、贸易和谈判。俄国人希望能摆脱耶稣会会士而直接与北京建立永久性的商业和外交关系。结果，一支俄国东正教传教团以解决在京俄国人的精神需要为借口进入了中国，17　世纪60　年代俄国政府即以此为口实不断随商队向中国派遣传教团。雍正帝为了限制耶稣会在中国的影响，于1722　年后对俄国东正教的传教团表示了欢迎。另外他还希望阻止俄罗斯与准噶尔部结盟并消除俄罗斯在东蒙古诸部中的影响。

俄罗斯的经济利益和满洲人的战略计划相结合，促使两国于1727　年达成了另一项重要协议。俄罗斯大使率军1500人及100　名随员到北京与清政府进行谈判，经过半年的磋商后，他撤回到乌兰巴托以北、蒙古与西伯利亚边界上的加塔（kiakhta）　，并在那里签订了条约。这项条约规定了中俄两国的边界，俄国被明确排除在蒙古事务之外，作为回报，俄罗斯在加塔与中国定期进行贸易。俄国人获准每3　年一次向北京派遣商队，并且在北京派驻东正教传教一外交使团。他们可以在北京建造东正教教堂并派遣“留学生”进修汉语。不过，1730　年之前到达北京的俄罗斯使团有20　个，但在接下来的100　年中只有6　个使团来到中国。清政府对商业不感兴趣，政治的稳定才是他们关注的目标，而最好的对策就是与世隔绝。清政府曾两次向俄派遣使团（分别于1731　年、17　犯年向莫斯科、圣彼得堡派遣使节）以确保俄罗斯不介人西蒙古诸部的事务。清使觑见沙皇时，一如俄使在北京参见清帝，照样一跪三拜行礼如仪。清朝的这种务实性外交取得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