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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课程都是平等的、开放的，而学分又规定得非常之少，剩下的大部分时间交给学生自己。同时，他让各年级学生都混住在校园内，以便自由交流。对于优秀的哈佛学生来讲，这种制度无疑“是一个良好的空气调节阀”，鼓励智慧以最佳的状态释放。

为此，大学本身也要习惯被那些学生攻击。1902级的学生约翰·里德曾写道：“人们在谈论世界，谈论大胆新奇的设想，谈论离经叛道的思想；异端邪说一直是哈佛的一种精神。”在被1906级学生李普曼誉为“有点像活着的上帝”的埃利奥特眼中，哈佛的教育目的是探索实验和自由思想。而威廉·詹姆斯干脆说：“这些不服管的学生是我们最大的骄傲。”

于是，我们看到哈佛这样的大学内，学生社团是以一种怎样成熟而卓越的形态而存在。辩论社是哈佛最受推崇的社团之一，因为哈佛深信一个适合辩论的人说明他的头脑敏捷；而哈佛《深红》日报，几乎是世界范围内最权威的学生刊物，世界各大报欲想了解高等教育的动态，往往喜欢引用《深红》。该杂志一年年在哈佛传承下去，如果你想进入核心编辑层次，除了天赋外，还必须有足够的耐心打入这个集体。而对于报纸，参与者无一不全身心投入，因为《深红》的编辑离校后往往直奔《纽约时报》这样的权威新闻机构。一位《华尔街日报》前任总编辑回忆道，他在哈佛《深红》的经历是，第一年是三点一线，睡觉、上课、《深红》，以后的两年就是睡觉、《深红》。

哈佛的文理学院院长亨利·罗索夫斯基曾经这样评论它：“《深红》是本科生出版的一份日报，它的影响相当大，国内外报刊常把它用作了解学校的主要新闻来源……它吸引了一批出色的学生，办报成了他们在校期间的主要活动，他们花在办报上的时间比用在课堂或其他娱乐方面的还要多……在我当院长的11年内，它的专栏文章难得说我几句好话，他们几乎反对我的一切行动……”

在《李普曼传》中，作家罗纳德·斯蒂尔描述了李普曼在这所学校的俱乐部中的成长。1906年，这位后来空前卓越的专栏作家进入了哈佛大学，他和一些朋友做诗写剧本，办政治刊物，并且常常辩论到深夜。他们围坐在壁炉旁，诵诗饮酒，议论教授，探讨生活的意义。李普曼曾经给女朋友的信中写道：“这简直是一个狂热的时刻，每天我们探讨形而上学、社会主义、艺术理论、叔本华等等直至清晨……”

尽管在当时社会主义被视作社会异端，但在1908年，李普曼与他的同学组建了“社会主义俱乐部”，煞有介事地宣称要“考虑所有旨在根本重建社会的改良方案”。除了讨论，他们向校方提出挑战，要求学校停止剥削校工，他们甚至还越出校方，为市政府拟定了一个社会主义纲领。这些青年显然被自己的热忱与抱负所激动，李普曼在校刊上撰文说：“如果有人在凌晨一时鸟瞰坎布里奇，发现五六群情绪激动的哈佛学生在街头巷尾大喊大叫的话，那么就应该告诉他，那天晚上社会主义俱乐部开会了。”

中国人似乎总是误解，以为哈佛闻名的是他的工商管理学院，哈佛的精神是体现在产生了多少位富豪多少位美国总统上。其实，真正的哈佛精神是体现在威廉·詹姆斯所说的俱乐部精神中，体现在年轻的李普曼们所进行的勇敢的尝试上，是那些叛逆却并不幼稚的学生身上。也正是这种精神促使了哈佛的领先地位，或许在另一方面也造就了这些成功人士。美国的另一所名校伯克利也同样因为鼓励学生的思考行动精神而著名。在整个喧嚣的20世纪60年代，这里是全世界学生的圣地，尽管盛大的学生运动带来的危害性值得商榷。但是，无疑伯克利的无数学生组织是出于某种理想主义的目的而掀起这场行动的。李远哲教授在台湾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谈到伯克利。在80年代中的一次伯克利大学开学典礼上，代表教授讲话的是一位历史学家。他谈到伯克利大学的校园精神时，一再地推崇伯克利大学学生敢于提出与当代不同意见的话。李远哲为此感慨，一个教授赞誉学生勇于站在社会前端，这在中国是不可见的。

二

1917年的沙滩红楼，几位北大学生极其相投，常常聚在一起聊天，讨论时局。在他们的教授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的感召下，这几个青年决定利用所学做一点事情，也参与到这场启蒙运动中。其中傅斯年提到，何不办一本杂志？他觉得“学生应该有自动的生活，办有组织的事件，然后所学所想，不至枉费了；而且杂志是有趣味的，有意与自动生活的……”随后，他们找到当时的文科学长陈独秀，并得到肯定：“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