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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国内经济学家，尤其号称“主流”的经济学家受到指责，正在于他们缺乏这种知识分子应有的批评精神。面对美国的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他们坚持中国一枝独秀的观点。这就使政府失去了及时调整政策的机会。其实国外经济学家早就提出了“拐点论”，预言了中国在高速增长后会有一个向下的拐点，但被国内的经济学家斥之为“中国崩溃论”，还给予驳斥。在一片乐观的气氛中，经济危机出现了。此后，政府采取了刺激经济的政策，出台了4万亿的支出计划。对此也是一片赞扬声，而忘却了这种刺激可能引起的副作用。只要政府做好，就是好的，这似乎成了这些主流经济学家固定的思维模式，因此，他们被大众称为“抬轿派”。抬了轿子固然可以换得名利，但对国家，对人民有什么好处呢？人人都来抬轿，轿子到了悬崖边上没人提醒，危险必然发生。做胡适这样的知识分子，就是不破坏轿子，不把轿子往悬崖下推，也不抬轿子，但随时提醒轿子可能会遇到的危险。破坏轿子和抬轿子，所做的事完全相反，但结果往往是相同的——使轿子颠覆。

现在的经济学家中，想把轿子推下悬崖的人不多，但他们所说话也并非不可听。国外的一些经济学家恐怕属于这一类，但他们指出的轿子行进中的许多困难，尽管有所夸大，也不完全正确，但仍然值得我们注意。绝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属于抬轿派。真正的“提醒派”现在则太少了。我提倡经济学家学胡适，就是希望经济学家当“提醒派”，而且要尖锐一些。只要不以名利为目的，学习胡适的态度还是没有什么危险的。向胡适学，关键还在于个人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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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缺钙

智库又称思想库（thinktank），是独立于政府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中国的决策走向科学化和*化，智库的作用不可缺。据中国自己的统计，中国的智库机构有两千多个，甚至超过美国的1777家；而据美国的统计，中国的智库机构仅74家。不过智库的量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智库的质量。

美国的智库所起的作用是中国的智库远远赶不上的。这其中的原因很多，但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的智库严重缺钙，即缺乏独立性，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

缺钙首先是缺钱，不能养活自己。接受政府的拨款就要听政府的话，为政府服务；接受洋人资助的，不敢得罪洋人；靠地方政府和企业养活的，则要为它们服务。“拿人家的手短”，经济上没有独立性，学术上就没有独立性。当然，这种有人养的智库也是必要的。政府应该有自己用财政养活的智库，研究制定政策中的各种问题，比如，财政支出的投资乘数有多大，货币乘数有多少。企业也要有自己的智库，研究企业决策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比如是否与另一企业合并或是否进行某项投资。这些智库虽然也为出资者服务，但学术上坚持实事求是，不迎合部分领导的意图。研究什么是由出资者定的，但结论不是来自出资者。

一个社会要有多种声音，民间的智库同样必要。民间智库在研究的内容和结论上都要有独立性，可以与政府的智库唱对台戏。这些智库可以由各种基金会养活。现在不少人把捐助理解为扶贫，资助希望工程或帮助穷人解决一些问题。这是一种误解，比扶贫更重要的是资助各项社会公益事业。智库就是其中之一，基金会出钱，但对智库研究什么，得出什么结论并不管，智库就可以提出自己独立的见解。智库之间也可以展开竞争，优者能得到基金会的资助，生存下去并求得发展，劣者只好自生自灭。基金会如果起到扶强灭弱的作用，智库就可以健康发展。

但是，缺钙绝不仅是钱的问题。缺钙不仅仅是缺钱，还有许多其他因素。智库是以文人为主体的，中国的文人历来由统治者养活，自来就有缺钙的基因。封建社会中只有媚上才能荣华富贵，光宗耀祖，计划经济下不媚上连生存都困难，何谈发展。市场经济了，除了媚上，又开始媚钱。“有奶就是娘”成了一些文人的至理名言。为了钱可以付出一切，何况独立性？其实市场经济下的文人完全可以靠自己的知识，有尊严地生活，但长期以来养成的媚骨，要改也难呢！这里需要改变的是社会经济体系。不能以金钱、社会声誉来评价文人，文人也不能以追求名与利作为人生目标。一个社会需要众多有独立人格的文人。他们发出的不同声音可以使政府有纠错机制，这样社会才能和谐。社会與论如果都是同一种声音，那太可怕了。只要智库的领导者和成员有这种独立精神，智库就不会缺钙。

文人的独立人格和智库不缺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