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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质子却没有被杀掉，真是命大。

不过秦始皇对吕不韦和嫪毐这两位没有好感，是另一方面的问题。对母亲的私情，儿子很难处理。有一个修桥杀僧的故事，说的是有一位母亲和河对岸的和尚有私情，她的儿子几次动了杀掉那个和尚的念头，但一想母亲与其已有感情，杀掉和尚，母亲的生命可能就会因之枯萎。到了冬天，那位和尚涉水过来私会，母亲把和尚冰冷的双脚放在怀里，由此受寒得了胃病。儿子为了母亲，只好在河上修了一座桥。母亲死了，儿子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过河杀掉和尚，以雪父亲和他自己的耻辱。秦始皇杀嫪毐，逼吕不韦自杀，是出于羞愤，一定要这么做，何况嫪毐已经发动了武装叛乱，使秦始皇杀他的理由更加充分。

中国也只有小说里的韦小宝能对自己母亲韦春花女士从事妓女职业表示宽容，其他人都做不到。

韩非之死与当时的爱国主义（1）

韩王纳地效玺，请为藩臣，使韩非来聘。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善刑名法术之学，见韩之削弱，数以书干韩王，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实之上，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五十六篇，十余万言。

王闻其贤，欲见之。非为韩使于秦……李斯嫉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又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法诛之。”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令早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王后悔，使赦之，非已死矣。

扬子《法言》曰：或问：“韩非作《说难》之书而卒死乎说难，敢问何反也？”曰：“《说难》盖其所以死乎！”曰：“何也？”“君子以礼动，以义止，合则进，否则退，确乎不忧其不合也。夫说人而忧其不合，则亦无所不至矣。”或曰：“非忧说之不合，非邪？”曰：“说不由道，忧也。由道而不合，非忧也。”

臣光曰：臣闻君子亲其亲以及人之亲，爱其国以及人之国，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为秦画谋，而首欲覆其宗国，以售其言，罪固不容于死矣，乌足愍哉！

——秦始皇帝十四年（公元前233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20～222页

韩非到秦国，一说是受韩王的委托，一说是因韩王不能听其言，所以才跑到秦国寻求发展。《韩非子》里有一篇《上秦王书》，被扬雄指责为卖国，司马光先生也参加了对韩非的大批判。

后人考证，那篇卖国色彩很浓的作品并非韩非写的，诸子百家的著作里掺沙子掉包的情况屡见不鲜，我宁愿相信韩非到秦国，只是寻求个人的发展，找一个能接受自己学说的君主，使之发扬光大而已。他的行为和孔子、孟子周游列国、游说诸侯并无区别。扬雄、司马光对此采取了双重标准，说明后世儒家缺乏宽容。

春秋战国时代，学者、客卿四处游说，兜售自己的学术思想，人才流动“国际化”，如果我们在他们那个时代谈爱国主义，可能是件很无厘头的事情。

对于韩非的死，史书上煌煌然记载着：韩非很有才，李斯很嫉妒，于是李斯同学到秦王那里打了小报告，说现在秦并六国，韩非是韩国的高干子弟，内心肯定是忠于韩国的，搞不好就是韩国的间谍。秦王一听有道理啊，马上就把韩非关到了牢里，李斯同学不等审问结果，就派人拿着毒药，逼韩同学自杀了。高啊！韩非同学写文章是一流的，但生来结巴，连“冤枉”都喊不好，于是冤死在牢里。秦王本来是韩非的粉丝，虽然当时听了李斯的意见办了韩非，但回过头一想，李斯前些日子还写了什么《谏逐客书》，今天怎么就要以间谍罪治自己的同学呢？于是马上派人释放韩非，可惜已经晚了。

这是一个同学害同学的典型案例，但在学问高深的大儒那里，此事可就没那么简单了。扬雄在自己的《法言》里，设置了一场法庭辩论，来表明立场。

问：“韩非作《说难》之书，而最后死在‘说难’，为什么他明明知道凶险，在认识上那么高超，在行动上却如此愚蠢呢？”

答：“作为君子，应按照礼义行动，按照礼义停止，合乎礼义就前进，不合礼义就停止，那游说别人就不会有那么多顾虑了。韩非因为明知自己的那套不合礼义，所以才写文章感慨‘说难’。如果你的游说合乎道义，那就没有什么可顾虑担忧的；如果你的游说合乎道义，对方用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