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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蒂·戴维丝的片子，妈妈喜欢贝蒂，我都怀疑这可能是与这个演员和妈妈同名有关。妈妈可不这么想，她觉得自己是喜欢贝蒂的伤感和哲理，情感真挚和强烈。妈妈说：“她演得很入戏，没法不为她动容。”

还有什么能让妈妈开心的呢？估计就是能从事她心仪已久的教师职业。对她而言，就是教好我们兄妹几个，她就是我们的教授，我们的苏格拉底。看到我们终于能领悟她的意思，明白无法识文断字就只能做牛做马，一事无成。当我来到第七大道北街的公共图书馆，本想查一本书或是找个问题的答案，结果却在索引目录中流连忘返，一本接着一本，如饥似渴，在图书馆里泡上一天，没有比这更让妈妈开心的了。她也喜欢阅读，喜欢《读者文摘》，而且让我也欲罢不能。我们俩通常是一字不落地看完一本，并且一起讨论问题。一次，我在图书馆找到一本《读者文摘》的旧刊，把其中一首诗抄下来，读给她听，我从未见过她那么开心。以前，我对诗歌的感觉一般，但那首诗是出自英国女诗人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笔下，其字里行间的乐感和真情让我动容。妈妈静静地听着，听到头几行的时候，她突然变得一动不动，她可以做到一动不动：让我怎样爱你？我来尽数告诉你。我可以爱你爱到地老天荒，爱到灵魂的深处……

我念到最后一句，“让我究竟怎样爱你”，我看到她眼中涌动着泪花。她告诉我喜欢这首诗，我的发现给她带来了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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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对我而言异乎寻常，仿佛我的宇宙发生了一次大爆炸，让我的原子能得以爆炸式地释放开来，我身边更是发生了很多巨大的变化。这段时期对我意味着生命开始重现色彩，随着我的发现，我的世界不再只有黑与白。5年前，大人们对肯尼迪遇刺所做的反应，或多或少预示着作为少数族裔，当竞争失利将意味着什么。但当一年之后，我和几个同学乘车来到密尔沃基东区的一所白人学校时，我终于亲眼目睹了妈妈年轻时离家工作时的情景，除了门房是黑人，除了零星的几个黑人孩子，到处都是白人，这与贫民区形成鲜明对比，那里只有个别店主和警察是白人，而余下尽数都是黑人。仿佛我的肤色就注定了我的身份，注定要被鄙视、低人一等，甚至让人视而不见。更令人发指的是有四个小女孩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被炸身亡，仅仅因为她们的肤色是黑色。

妈妈看到电视里的报道黯然落泪，这些孩子年龄与妹妹相差无几，却遭此厄运。同时，我意识到自己与黑人社会的血脉相连，我们确实亲如手足。随着有色人种所有新仇旧恨的接连爆发，我开始意识到自己与黑人社会间的这种密切联系，开始理解和关注在密尔沃基以外的世界。1965年，洛杉矶爆发华特暴动，同年，马丁·路德·金在阿拉巴马的塞尔玛举行民权游行，著名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尔科姆·艾克斯在哈莱姆区遇刺。次年，密尔沃基少数族裔和激进分子联合行动，在天主教詹姆士·格罗皮牧师的带领下，进行游行，我也走上街头，参加了游行队伍，同行的还有两个好友，一个是小号手加文，他与我同在学校乐队效力，再有就是肯，绰号祖鲁。祖鲁名如其人，他人长得绝对谈不上英俊潇洒，但是演技超凡，而且绝对可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后来，他果真准备在电影界发展，甚至还说服我，说我也完全可以干这个行当。

我还真动了这门心思，一天早饭时，我边吃面包边说：“我毕业以后想当演员。”

妈妈耐心地点点头，委婉地问道：“克里斯，你去拿份报纸，看看上面有多少份工作是招聘演员的？”

但我还是不死心，我继续念叨着自己的身体条件不错，声音也好听，举手投足都是做演员的好坯子。

然后我就张口向妈妈要5块钱，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她眼睛盯着报纸，头都没抬，她没有让我下课后多做点零活，却冷冷地用她标志性的口吻说：“你怎么不先表演一下自己挣到5块钱的样子出来呢？”

怎么才能扮出挣到5块钱的样子？我终于明白了妈妈的意思。

我终于收回了心思，专心致志地又回到小号的演奏上来。而祖鲁绝对是个演艺天才。他可以一边昂首阔步，高歌《胜券在握》，俨然一幅领导者的姿态，同时他又不失时机地对白人女子的美腿动手动脚。当人家转身察看时，他却一本正经，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高歌前进。

加文和我非常纳闷，“要是他对黑人女子这么做，会怎么样呢？”，一路上，我们看到祖鲁如此这般，屡试不爽，加文发话了：“那她一定会转身抽他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