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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个能走出“规则决定命运”的峡谷。我们发现，当大多数传媒机构在非批评即表扬的二元困境中嗟叹时，“零距离”找到了“第三条道路”，寻求到舆论监督和政治昌明并行不悖的出口，在政府和民众之间搭建了一座半*化的桥梁，进而给民意一个畅达的渠道。“长江大桥的收费站该不该拆？”“南京地铁列车应该是什么颜色？地铁票价多少才算合理？”“零距离”让民众的意见最终上升为政府意志，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民意的公共价值。他们以一种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赋予全体市民参与公共决策的权力，让媒体真正为公民所享有，而不仅仅是让希望便于管理的统治者或者谋取个人利润的商人受益。

我认为，“零距离”业已成为仰仗于官方资源成长于民间社会的非官方非民间的第三方力量，成为一个多元的交换公众意见的平台。他们没有像精英传媒和精英人物那样抽象地讨论公正、自由乃至*这些概念的含义，却在有意无意之间为*和新闻自由的到来，准备了从量变到质变的先决条件。我们必须承认，他们的底层关怀和政治关怀，都是在妥协中取得的。但是，在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智慧的当下，我们没有理由笑话“零距离”在前进中表现出的妥协性。相反，他们还会在以下问题上给困惑中的中国传媒以启示：如何以知识分子不太习惯的商业利益，最大程度地实现公共利益？如何谋求新闻技术和思想上的创新，从而让大众传媒从天上回归人间？如何让我们从自以为是的窠臼中解脱出来，放弃那些似是而非的伪问题，讨论真正关乎民生的真问题？如何将“民众是大众传媒的主人”，从呼喊多年的口号落实成行动？

我认为，“零距离”或许会在往后的商业竞争中陨落，但她的先锋姿态，永远不会过时。“零距离”的意义，将在中国其他的角落以其他的方式，彰显出其作为榜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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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可能的变化（1）

历史不会改变已经发生的事，却可以提醒我们如何判断未来。站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时间点上，我们不想遥望未来，只想返观2003年3月以来中国的情势变迁，从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三个不同的维度，从左右中国历史进程的两股力量、三重矛盾，观察中国最近几年的政经格局，以资视大国兴衰为自身责任的“匹夫”们，激辩中国未来可能的变化。

政治领域：不浪漫，也不保守

如果单纯地依照西方版本的政治*模式，以三权分立多党竞争新闻自由为视角，观察2003年3月以来的中国政治，我们会觉得中国的政治体制没有发生丝毫的变化，海外舆论指称的“*体制”也没有多少“新政”的色彩。但是，只要稍稍转换一个视角，考察政府体制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革、司法制度改革、党和国家的关系、公民社会的发育，我们将发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悄无声息地走了好长一段路。

最近7年，中国的政治情势是稳定的。2002年秋天*十六大选定了*新的最高领导人，此后7年，最高领导层的人事安排虽然发生了新老交替的局部变化，但这一变化是正常的稳定的。在中国，领袖人物的稳定性，往往决定着政策、政治、政治制度的稳定性。显然，最近7年，中国的政治体制也未发生根本性的“动摇”。*生前宣称的“坚持党的领导”，依然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项“基本原则”，一个“不动摇”的“基本面”。

但，“不动摇”并不意味着没有变化。肇始于党内*的“随风潜入夜”式的渐变，在中国政治领域“润物细无声”地流动着。*十六届三中全会，出人意表地把“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报告工作”，列为第一项议程，发出了以*为总书记的*中央，决意发扬党内*的信号。随后，四川雅安市举行了*执政以来第一次县级党代表*。在*的实践中学会*，以党内*促动人民*，成为观察人士对未来中国政治体制的判断。

最近7年，在人大、政协这样的宪政平台上，“协商*”在中国政治体制中的风向标意义，越来越明显。2004年，执政党自己发出“执政面临考验和挑战”的声音。诸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举措，意味着*将努力实现从拥有绝对领导权到合法性执政的转变，由“封闭状态下执政”走向“开放状态下执政”。2003年以来，*在纪念宪法实施20周年，庆祝人大成立50周年、政协成立55周年的历次讲演中，都突显了宪政的价值。从私营企业主代表盛况空前的十届全国人大，到“私有财产”入宪；从无党派人士陈竺出任卫生部部长，到致公党中央主席万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