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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等有点不耐，陈太太甚至讥讽我交游太广，也许是为了找女朋友。这些自然是不尽合乎

事实的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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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大约快到七月底，我才与陈先生慎重其事的谈起李大钊先生的意向。他开门见山的说：

“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陈先

生这种坚决的主张，我还是第一次听见。他滔滔不绝地说明这种主张的各项理由。我聚精会

神的倾听着他的高论，有时互相附和，有时互相质难。这个主张从此就成为我们多次谈话的

题目。

陈先生曾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此时充当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确实具有多方面的特长。

他是中国当代的一位大思想家，好学深思，精力过人，通常每天上午和晚间是他阅读和写作

的时候，下午则常与朋友们畅谈高论。他非常健谈，我住在他家里的这一段时间内，每当午

饭后，如果没有别的客人打扰，他的话匣子便向我打开，往往要谈好几个钟头。他的谈吐不

是学院式的，十分的引人入胜。他往往先提出一个假定，然后层出不穷的发问，不厌其烦地

去求得他认为最恰当的答案。谈得起劲的时候，双目炯炯发光，放声大笑。他坚持自己的主

张，不肯轻易让步，即不大显著的差异也不愿稍涉含混，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才肯罢休。但遇

到他没有考虑周到的地方，经人指出，他会立即坦率认错。他词锋犀利，态度严峻，像一股

烈火似的，这和李大钊先生温和的性格比较起来，是一个极强烈的对照。

他虽然受西方文化甚大的影响，但基本上还是对于中国文化植根甚深的学者。他极富怀

疑与批评的精神。他曾多年从事文化工作，文笔生动锋利。他严厉批评孔子的纲常名教思想

和康有为等人的尊孔主张，以及一切旧思想和旧传统。他提倡文学革命，发扬科学与民主的

精义。凡此一切虽大都导源于西方文化，但他能融会贯通，用以暴露中国固有传统的腐朽面，

因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较迟，直到一九一九年初才发表同情俄国革命的文章①。到这

年底，他被迫离开北京以后，才认定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他的信仰马克思主

义，最初也许是受李大钊、戴季陶等朋辈的影响。但进而组织中国共产党，则确是由于他自

发自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