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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我一边抽烟，一边看着从车窗外掠过的景色想，孩子长大了，要是当了干部，他这一辈子就算砸了。我的父亲就是干部。他从我小时候就“喜欢”打我们兄弟。在我的记忆之中，在我成家之前，从未在父亲面前吃过一顿饱饭（春节除外）。我从小就对干部有一种抵触情绪。我对他们既惧怕又漠不关心。我的父亲现在已经老了，七十多岁了。然而就是在现在，我在这个老人面前吃饭还很机智。他对他的孩子漠不关心，他有他自己的一套生活（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喜欢汪曾祺老先生作品的原因之一。他的作品里充满着温馨、理解与宽厚——这是先生的人生境界）。我父亲在建筑设计与计划上是一个卓越的人才，但他却被他的同行耍了一辈子。愚笨与才能，从来是死敌的关系。说起来，他挺惨的。别看他在家里那么凶，但在单位里却谦卑得很。等他明白过来了人已经七十多岁了，想血性一下也没有机会了。他的对手有的已经先他死去了。有时候老人会兀自“无端”地笑起来，笑得不行了，眼泪都流出来了。他也想止住，眼睛里充满了痛苦，但他止不住。我的小妹妹就说：“笑！笑！一天到晚总是这么傻笑！”

老人总是跟我哭穷，他可能是没有安全感，他的老伴——我的慈母死了。我就给他钱，陪他说会儿话。因为他是我父亲。没有他就没有我。这是铁的事实。假如我与他之间有什么难以沟通的事，那是上帝的过错。

……

我中专还没有毕业，就经历了“*”。当时我对社会缺乏必备的了解。我对这个“革命运动”没什么特别的印象。我以为社会就是这样，没觉得哪儿不自然。“*”也没剥夺我什么，我是一个工人，我想，这总比爆发一场国内战争好吧，至少没有生命危险。我当时比较喜欢看书，尤其是古代的诗词歌赋。我还背诵它们，久而久之，我们彼此就有了感情。我甚至觉得自己和李白、杜甫、白居易等都是很好的朋友，我们在感情上经常交流。我还发现一个有趣儿的“问题”：当代人总觉得时代变化是很快的，甚至“快”到了年轻人无法跟老年人沟通共处的地步。每个年轻人都觉得自己的“发现”与“认识”是新的，先锋的。但是，当我们回顾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史时，你会发现历史的进展是很慢的，慢吞吞的，包括认识上的一切的一切。这可能是个悲剧。在这悲剧面前，任何的叫嚷都没用，历史老人在默默地注视着你。这一点的看法恰好跟博尔赫斯那句“我知道这些新事物在本质上并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充其量不过有一些很微小的变化”巧合了。

阿成（3）

好，不说这个话题。记得我有一次去四川看杜甫草堂。我坐在竹林里觉得伤心。我想我们前生有缘。当时，我读古人的那些东西并没有什么目的。我觉得自己没啥事儿，是个闲人。这期间我还读了“五四”时期一些文人的作品。我觉得我和他们也有相知相通之处。我也知道有些人会嘲笑他们。冷静地说，赶着我们这一代人死后，留名青史的能有几位呢？历史会把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淘汰掉的。

我还看了一些洋书。现在我仍然买洋书读。让我觉得不公平的是：他们几乎无视中国的文学。

我后来写小说纯粹是无意的。这恐怕得原谅我，当时我不很懂事，我不大认为写小说是君子的活儿。是我的一个朋友从我的日记里发现了一则东西，说“这是一篇小说”，就拿走了，然后就发表了。1979年之后，我一年只发一篇小说，其他的时间，下围棋，或者是跟哥儿们闲扯。那个时候我还有一些右派朋友，他们都比我年龄大，学什么的都有，十几个呢，所谓物以类聚吧。他们大多是光棍，这些人天天晚上聚，酸着脸骂这个，批评那个。当然，也聊点儿知识，还有绘画、音乐和书法。我很羡慕他们。我知道他们向往绅士般的生活，可他们太性急，对脚下的土地缺乏科学的态度，嘴又不好，结果啥也没得着。赶着给他们*了，他们也老了。我真的很爱他们。

我写东西真正“出名”，是在1988年末1989年初。刘恒责编的我的一篇短篇小说《年关六赋》，后来得了个全国奖。我对刘恒是很崇拜的，小说和电影写到他那个份儿上；是一种做人的质量。他还是一个好编辑。他在自由来稿中发现了我。回信称我是“黑龙江第一杀手”。当然，这是戏言而已。人总是需要鼓励的。

我不知道我还应当谈点什么。后来我当了编辑。不久，又让我当了副主编、主编。刊物就像一只盛饭的碗，碗本身无所谓名贵不名贵，而是在于它里面装的是什么。我当然不希望干这个吃力不讨好的角色。干个普通编辑更好。不累。特别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