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部分(第3/4 页)

abelais）师父一样的，我只主张到需要被烤了为止。我对于这个地球并没有了不得的情愫。我觉得为了这班到底不大会聪明起来的仁兄们而被烤是不很值得的事。”466“教训之无用”本有两层意思，一是“无效”，即无人理会；一是“无用”，即无所建树，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在此一前提下，周作人将其个人主义立场发挥到了极致。作为思想者他要求绝对自由，无论申说与否；作为人则还以活着要紧。而正因为作为思想者而活着，活着也就不仅仅是活着。以后他在关键时刻所做抉择，与此或许不无关系。

这一时期，相对于“不问世事而缩入塔里”，周作人更多选择的是“出在街头说道工作”——既未“被火烤了”，也就不必“为止”。一九二四年与一九二五年交替之际，他宣布：“我的思想到今年又回到民族主义上来了。”这是现实刺激，也是自我反思的结果：“五四时代我正梦想着世界主义，讲过许多迂远的话，去年春间收小范围，修改为亚洲主义，及清室废号迁宫以后，遗老遗小以及日英帝国的浪人兴风作浪，诡计阴谋至今未已，我于是又悟出自己之迂腐，觉得民国根基还未稳固，现在须得实事求是，从民族主义做起才好。我不相信因为是国家所以当爱，如那些宗教的爱国家所提倡，但为个人的生存起见主张民族主义却是正当，而且与更‘高尚’的别的主义也不相冲突。”467周作人“以经过二十年拖辫子的痛苦的生活，受过革命及复辟的恐怖的经验的个人的眼光来看”468，上述“遗老遗小以及日英帝国的浪人兴风作浪”甚可警惕，是以不遗余力加以抨击。尤其针对日本人在北京所办中文报纸《顺天时报》，先后写了《清朝的玉玺》、《日本与中国》、《日本浪人与〈顺天时报〉》、《日本人的好意》等十几篇文章。

周作人传 第五章 一九二三（8）

周作人晚年回顾说：“日本是一个名称君主立宪，而实际是由军阀专政的国家，民国以来北洋政府虽然还很反动，可是民间有些活动显得有民主的色彩，这与日本人的观点是不大合得来的，其时便在报上大发议论，处处为反动势力张目，其影响实在是很大而且很有害的，五四以后这种现象就特别显著，可是人们都不当它是一回事，以是外国人所办的新闻造谣是常有的，算不得什么，不值得费笔墨来同它斗争，这种理由有一半是不错的，但是一半也在读者，要能够知道它是在造谣才好，可是在中国这怎么能行呢？至少也是在北京‘辇毂之下’，数百年来习惯于专制之淫威，对于任何奇怪的反动言论，都可以接受，所以有些北京商会主张，简直是与《顺天时报》同一个鼻孔出气的，这个关系似乎很是重大。”469这被他称作“由我匹马单枪去和这形似妖魔巨人的风磨作战”，前后持续三年之久，涉及北伐、清党等一系列事件。“我对于外国的某一类文化还是很有趣味很想研究的，但我觉得这两不相妨：赏鉴研究某一国的某种文化同时反对其荒谬的言论与行为。”470　可以代表周作人的基本立场。事实上，他常常是以“日本通”的身份去戳穿日本的假“中国通”所造的谣言。

周作人批驳《顺天时报》等，看似强调“中外之分”，其实却是“新旧之分”。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他驳斥外国人的谬论，同时也拒绝本国人的类似谬论。他之所谓“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只是关注点稍有差别，根本则是一致的。周作人仍然一如既往地以文明反抗野蛮，以自由抵制专制，以理性驱散迷狂。他在一篇介绍俄国亚力舍托尔斯泰——也就是十几年前译就而未能出版的《劲草》的作者——的文章中说：“我们相信立在文化最高处的精神上之贵族主义者其主张不外对于一切压制专断的憎恶与反抗。”实乃他的自况；从这一立场出发，他说：“我觉得中国人的大病在于喜欢服从与压制，最缺乏的是对于一切专制之憎恶。”471就此所发的议论，未必不能纳入“我的思想今年又回到民族主义上来了”的范畴。这在致穆木天的《论国民文学的信》472中讲得非常明确：“无论是幸不幸，我们既生为中国人，便不自主地分有汉族的短长及其运命。我们第一要自承是亚洲人（‘Asiatics’！）中之汉人，拼命地攻上前去，取得在人类中汉族所应享的幸福，成就所能做的工作，——倘若我们不自菲薄，不自认为公共的奴才。”然而“拼命地攻上前去”，用意却在于此：“提倡国民文学同时必须提倡个人主义。我见有些鼓吹国家主义的人对于个人主义竭力反对，不但国家主义失其根据，而且使得他们的主张有点宗教的气味，容易变成狂信。”当初宣传新村，同样提倡的是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