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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苏联专家认为；这条铁路只有军事价值而没有经济价值；所以一切只从军事需要方面考虑。尽管如此；这毕竟是福建省内的第一条铁路（原先虽然有一条建于1910年的仅二十八公路长的漳厦铁路；但在抗战时被拆掉了；所以解放初福建铁路建设仍是空白），意义就非同寻常。而且一旦火车开进了深山老林；沿海与内地之间有了这样一条大动脉；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其经济价值就明显地突现出来；当然问题也随之暴露了出来。从此；李道�似与这条铁路结了缘；设计生涯中几乎有三分之一的光阴与它缠在一起。

接下来他又参加了一个全国重点项目———郑州铁路枢纽站的设计工作；因那时全国的铁路网线还很不健全；郑州站处在东西南北线的交叉点上；过往车辆堵得厉害；车站很不适用。　中央指示；郑州是我国铁路网的心脏；一定要叫它跳动起来！当时铁道部长滕代远；副部长吕正操；下决心解决郑州的问题。他们请来了苏联专家；又集中了一批技术人员；在武汉搞技术攻关；李道�也是攻关组成员之一。说是要这些青年人向苏联专家学习；但是在组织听苏联专家讲课时；却不让他去参加；某些领导把听苏联专家讲课当成了一种政治荣誉；专门挑选了一些党团员去听课；出身不好的人没有份。这对李道�的自尊心是个极大的刺激；他憋着一口气；不相信比不过人家；他决心一定要干得比别人更好；一定要超过他们。他给父亲写信；倾吐了自己的苦闷；也表示了自己不甘“出局”；定要做出成绩的决心；在信中还写了一个大大的“哼”字；对那种“左派”的做法表示了强烈的抗议。

他虽不能去听苏联专家的课；但可以在工作中向专家请教；专家是苏联基辅设计院的马克兰先生。马克兰还有一个助手；在实际工作中；他俩还是很讲究实际的；对有的领导提出“要无条件地服从苏联专家”的口号；他们就很有意见；他们说：“在设计上大家有什么意见和想法可以尽量提出来；因为我们没有到过现场；而你们去过现场；对实际需要更熟悉些；怎么能无条件服从我呢？”李道�跟他们一起干了两年；的确受益匪浅。　事实证明；李道　是个强者。

1957年铁道部在北京审批方案时；他提出了一个修改方案；把二期工程的整个图形改变了；引起与会人员的极大兴趣；两位苏联专家也很高兴；他们认为这个改动很有实际意义；所以二期工程的最后方案实际上是按照李道�的意见实施的；使郑州铁路枢纽真正起到了“结构”全局的作用。　设计得到了铁道部专家组的认可；当然是件高兴的事；可是还没等他高兴完；“反右”运动铺天盖地地兴起来了。在“大鸣大放”的时候；他提了一个建议：对于一些人；不能歧视他们；而应一视同仁；他们有他们的特长；应当尽可能地放手叫他们干工作；而不应该压制他们；不让他们发挥特长。结果领导不高兴了；认为这是有问题的言论；一道命令下来———下放劳动去！他就只好卷起铺盖；来到河南一个叫江岸的小车站；去干“李玉和”的手艺———扳道！临行时关照他；要在那儿劳动锻炼三年。

江岸小站的站长“觉悟不高”；并不歧视他；知道他有真本事；还叫他帮助搞些技术改造；注意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尽管每天要守十二个小时的铁轨；加上交接班，一天要工作十三个小时；但是在那个时候；大卖国贼的后代能在一个不受歧视的工作环境中工作；几乎也是一种奢望。何况干体力活儿还有粮食供应上的优势；能发给四十三斤粮票；而机关里的技术人员只有二十八斤定额口粮；那时是实行粮食计划供应。所以讲好要下放三年；李道　也认了。　但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李道�活儿干得好；能耐大；来找的地方多；逐渐名声传出去了；周边哪个车站技术上出了问题都愿来找他解决。有一天郑州铁路局的领导来站上视察工作；看到他正在扳道岔；心疼得不得了；因为在搞郑州铁路枢纽设计时他们认识；而且相互很了解；于是决定把他借到郑州站帮助工作。这样在郑州干了半年；而武汉第四设计院领导不平衡了；说这是我们的人呀；为什么要为人家干活？不行！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再把他抽回去；提前结束了扳道岔的差事。

其实李道洪心里还真有点舍不得那份扳道工的工作；毕竟四十三斤粮食能吃饱呀；他那时正是年轻力壮、能吃能干的时候；二十八斤粮吃不饱呀！　回到设计院已是1958年底；正是要成立福州铁路局；到处抽人的时候。而各单位为保存实力都不愿放人；逼得铁道部的总工程师到下面来挖人。有一天他在四院的走廊里碰到李道　；问他在干什么；他说刚刚归队；没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