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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女青年进行诱婚、逼婚的风气，也促使她们沦为畸形婚姻的俘虏。“###”中的上山下乡运动，是在“接受再教育”的口号下大张旗鼓进行的。“接受再教育”，就应该与贫下中农“相结合”，也就是要和农民结婚，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和青年就是这样发挥他们的理解力的。丘引《圣妓》（下放知青的感情悲剧）一文中回忆：1968年9月10日，北京某中学30个18岁的女学生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一个村子落户。4个月后，旗委书记参加一个女知青与当地农民的婚礼时，热情地宣布：知青与农民结合，表明了知青听毛主席的话，扎根农村的决心，旗委支持这一新生事物。半年后，这30个北京姑娘中有10人嫁给了农民。

有些偏远地区的农村基层干部，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有他们实用主义的解释。内蒙古哲盟（“###”中划归吉林省）科左中旗西伯花公社的大队干部，当得知北京知青来到时便兴高采烈地奔走相告说：“毛主席给我们送大姑娘来了，知道我们这个地方缺姑娘的苦处，没有毛主席送来的大姑娘，我们就结不了婚。”说着说着就喊起“毛主席万岁”来了。像这样愚昧无知的干部当然是极少数，与此相比，对女知青进行逼婚的问题要严重得多，普遍得多。哲盟巨流河公社兴隆地大队集体户的9名北京女知青，在队长的诱逼下，两年时间就有8名结婚出户。奈曼旗东明大队某女知青因拒婚被逼得没饭吃，一度跑回家去，归队后照样不给口粮，最后只好与人同居。开鲁县大榆树公社某大队党支部书记利用职权诱逼了3名女知青在当地结婚，其中一个给自己做了儿媳妇。以上事件是1971年北京市革委会下乡知识青年工作学习团走访哲盟北京下乡知青点时了解到的吉林省知青办：《关于北京市委来我省检查北京知青》。。在全国同类事件中无异于九牛二毛。上山下乡运动初期，大批知青下到农村社队后没有房住，只好分散插住到农户家中，也助长了诱婚、逼婚的现象。1970年5月12日中发26号文件及1973年中发30号文件这两个有关知青政策的纲领性文件中均强调了严禁对女青年诱婚、逼婚，恰恰说明这种现象屡禁不止，且带有普遍性。

农村青年通常认为娶知青是很合算的。“###”时期的广大乡村，传统的婚姻习俗照旧流行，男方娶妻要付出一大笔彩礼，还要举办婚礼筵席。陕北农民娶妻少说要花千八百元，二三百斤粮食；山西一些地方娶妻用斤称，身体越重彩礼越多，双眼皮的体重一斤合20元，一个媳妇的彩礼（实即买卖婚姻的身价）需一两千元，这对日工值仅几角几分的农民来说，不啻是个天文数字。娶女知青则无须付彩礼《青岛日报》，1974年3月17日；《浙江日报》，1974年5月6日；《辽宁日报》，1974年11月10日。。不仅节省了一大笔开支，还可因娶到城市的姑娘而炫耀乡里，难怪会被乡邻们视作“好福气”《回首黄土地》，沈阳出版社1992年版，第66页。。

对于女知青嫁农民这种现象应如何估价？这究竟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答案一目了然，本来无须多费笔墨，但是有鉴于直到今天仍有人为其大唱赞歌杜鸿林著：《风潮荡落（1955—1979）——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指出：“诸如白启娴这样的婚姻选择其社会价值是应予肯定的。”“这少数人是知青大军中的勇敢者。”并反问说：“当今，又有多少城市知识青年敢于同贫困落后地区的农民结婚，在那儿成家立业呢？”（第199页）作者在列举了若干与农民结婚并一直生活美满的例子后又指出：“这样的美好婚姻多不胜收，不管时代怎样变幻，都应将赞歌献给她（他）”，因为她（他）们在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方面做出了贡献（第210页）。，在这里做一个简短的评论就显得必要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婚姻的类型（7）

笔者认为，女知青嫁农民，作为“###”的特殊背景和上山下乡运动具体场合下出现的畸形婚姻，从整体来看，无疑是不值得肯定的。

首先，这种婚姻始终笼罩在“左”的理论之下。女知青嫁农民曾被吹嘘为是“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扎根农村干革命”、“缩小三大差别”、甚至与###的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的具体行动。事实上，在成千上万白启娴们的婚姻中，得到阐扬的是极左理论的教条，酿成的却往往是女知青终生的懊悔。

其次，这种婚姻的缔结多数缺乏感情基础，或者是为了实现某个政治目的，或者是迫于外界的某种压力，因坎坷经历或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