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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位是年仅三十二岁，右半边脸全是紫痂的“年轻姑娘”张嫂，她是聋哑大班的班主任。另外两位是一对五十开外的老夫妇，男的人称孙二叔，身高只有一米三四，主要由他负责大伙儿的一日三餐；女的叫孙三婶，左腿好像有些跛，是聋哑小班的班主任。相比而言，周阿姨的工作要繁杂得多——她是学校的法人代表，既要负责外联赞助，又要照料孩子的住宿及沟通。当然，这些分工只算是一个大致的框架，具体到每个环节的时候，每个人都愿意越俎代庖。刚开始我们有些担忧被他们告发，但随着孙氏夫妇请假两周下山，整个学校就只剩下我们与周阿姨，以及那个发誓永远不会下山的张嫂。故而，我与杨帆心安理得地住进了他们的宿舍，并认真地接过孙二叔手中的钥匙，摇身一变，成了聋哑学校的老师。

安顿下来的第二天，我们拿出五千块钱，周阿姨与聋哑老人到镇上买了三十四套衣裤三十四双鞋、十六叠画片十八个蝴蝶结，以及毽子、皮筋、乒乓球、羽毛球、圆珠笔、笔记本若干。晚上的时候，杨帆与周阿姨给十八个女生洗了澡，并因人而异地梳出十八种发型；我和聋哑老人也给十六个男生刮了层皮，并且配合手持剪刀的张嫂，给孩子们理了发。换上新衣服穿上新鞋子，分到新玩具认识新老师，孩子们高兴得手舞足蹈。那种围住我们比比画画却又静默无声的兴高采烈，令后来的我记忆深刻，永世难忘。

在这皆大欢喜的夜晚，唯有一个小女孩站在黑板前，坠入了悄无声息的感伤。如您所知，她正是我的“女儿”，一个六年前梅山山脚的弃婴，一个从未走出聋哑学校的孤儿，一个拥有如周阿姨这样的大众妈妈，却从不曾体味父慈母爱的聋哑孩子。昨天，她认定我是她走失多年的亲生父亲，并因此兴高采烈。这一夜，她看到我因其他的男生而疏忽了自己，并由此惴惴不安。看到这么一个忧伤的小天使，她的委屈她的孤单，她的脸颊她的刘海，令我的心再度疼痛起来。于是我拉上杨帆走出人群，从小女孩手中接过粉笔，在黑板上写下“爸爸”，指了指我；再写下“妈妈”，又指了指杨帆，然后便将我这个女儿一把抱起，再旋转过去，让她骑在了我的背上。小天使立马咯咯地笑了，不过只乐了半晌，她大约就意识到“母慈”强于“父爱”，便挣扎着从我肩上下来，把她正热泪盈眶的“妈妈”的大腿紧紧抱住……

这一天深夜，我们躺在孙氏夫妇的床上，讨论着是将剩下的一万五千块交给周阿姨改善孩子们的伙食，还是想办法把钱寄给杨帆舅舅，偿还杨母手术的花销。已经十一月二日了，不知道她动了手术没有，成功了吗？思忖再三，我与杨帆还是决定先把钱寄回去，算是给予杨母术后的身体保养。至于改善聋哑孩子们的生活问题，新闻社前任副社长李小峰，以及杨帆这个外联部部长，合计出了一个更好的方法。

第75节：梅山　大打出手至头破血流（5）

听周阿姨说，她有一个朋友在梅城电视台工作，而该电台每年中秋都会联合慈善机构举行“贫困中小学文艺晚会”，而且还听说这汇演的舆论反响不错，只要表演节目足够精彩，与会的不少慈善家都会慷慨解囊。那朋友早就怂恿聋哑学校前去参演了，但周阿姨没有艺术细胞，张嫂也不愿意带队外出，故而错过了大好良机。掐指算来，现在离中秋节还有二十四天，据说虽然参赛学校甚多，但最终节目还没有敲定。

于是在征得周阿姨的同意之后，我与杨帆决定：仓促应战。

为了安全起见，给杨帆舅舅寄钱时我准备找夏雨中转。但当我试图寻找她的电话号码时，这才发现：手机不见了。更令人郁闷的是，我已经五六天没动过手机，现在连它在屋内、山脚还是海边都不知道！所以，除了简单的抱怨与后悔，我便听天由命地宣布了放弃。我从来没有记号码的习惯，对于夏雨的手机，我只记得开头是“132”。至于后面的数字，好像有5，有9，有0，杂乱无章地排列着，根本想不起来。不过幸好我还记得她公司的名称，夏雨说过她在广告部上班，每天都会收到许多信件，于是只有向她写封求救信。

但刚一提起笔，心中就涌过一股排山倒海的思念。在我们恋爱的季节里，应夏雨小姐的要求，我给她写过许多情书与便条。每个周末约会之后，在我准备与她“吻别”之时，夏雨便会严肃地伸出小手，说：“先拿来！”我只得从包里拿出写给她的文字，然后接过她小书包里五彩缤纷的信纸，再亲亲她的小嘴，乐滋滋地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