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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知道，亲家张作霖也反对他。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靳云鹏只得辞职。于是，在12月17日，靳云鹏内阁总辞职，靳回到了天津。第二天，徐世昌批准了靳辞职，派外交总长颜惠庆代理内阁总理。

但这不是张作霖的目的，张作霖是想要扶持梁士诒组阁。为此，徐世昌和张作霖再三邀请曹锟到北京来，商讨下届内阁问题。曹锟于19日到了北京。张作霖拍着胸脯对曹说，他没有个人野心，只是关心中央的财政问题。要和曹锟一起解决这个棘手的财政问题。接着，他就提出了让梁士诒担任内阁总理，由梁组阁。并竭力拉曹锟和他一起推荐梁。曹锟和吴佩孚都不满意梁士诒。吴佩孚让曹锟尽快离开北京，不要碍于情面受张作霖的利用。梁士诒也深知，不打通曹锟这个关节，他这个总理是当不上的。作为交换条件，梁表态，他上台后会尽快解决直军的欠饷问题。这个话传到吴佩孚那里，吴信以为真，就不情愿地说：“好，姑且让他干一下。”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6册，第7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就这样，梁士诒于12月24日当上了内阁总理，25日就职。其阁员如下：外交总长颜惠庆，内务总长高凌霨，财政总长张弧，陆军总长鲍贵卿，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黄炎培，农商总长齐耀珊，交通总长叶恭绰。这个内阁从表面上看，是直系和奉系、英美派和亲日派相互妥协的产物，是个混合内阁。但是，国务总理梁士诒是以奉系军阀为后台的，因此，这个内阁其实质是一个亲日的内阁。梁士诒上台后，曹锟于12月31日回到保定，张作霖于1922年1月2日也离开了北京。张作霖以为这个内阁可以站住脚了。殊不知，有一个更大的倒梁风潮在等待着他。这让张作霖始料不及。

4．踏险地梁君组阁（1）

梁士诒组阁，出乎人们的意料。梁士诒，1869年生，字翼夫，号燕孙，广东三水人。21岁中举人，25岁登进士。1904年随唐绍仪赴印度，议定《中英藏条约》。1907年任铁路总局局长。1912年3月，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5月兼任交通银行总经理。1913年5月，署财政部次长兼代理部务。1914年任税务处督办。1915年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奔走呼号。1916年7月被列为复辟祸首，遭到北京政府通缉，避走香港。1918年2月被特赦；6月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国内公债局总理；9月任安福国会参议院院长。梁士诒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梁士诒有着交通系、安福系的深厚背景，也有一定的外交经验，同时，是一个掌握中国金融财政的关键人物。在全国财政金融危机的情况下，让梁士诒组阁，是有让他设法渡过难关的意思。当然，张作霖此时已与皖系、安福系相互勾结，所以，有着交通系、安福系背景的梁士诒，就被张作霖推举为内阁总理。

梁士诒想当总理，但对当总理的难处却估计不足。他以为，以他的经验、资历和人望，财政问题可以迅速得到解决。但是，在现实面前，他碰了个硬钉子。他虽然使出浑身解数，也筹不到应急款项。因此，他在上台前承诺的给直军拨付300万元欠饷，就没有落实。曹锟和吴佩孚感到上当受骗，对梁士诒恨之入骨。张作霖为了拉拢皖系、安福系，建议大赦安福系战犯。梁士诒不敢全部接受，但是于1922年元旦下令，先赦免段芝贵、张树元、曲同丰、陈文运、刘询、魏宗瀚等六人。这些人都是吴佩孚的宿敌。吴佩孚对此十分愤怒。

1月5日，梁士诒公然任命新交通系首领曹汝霖为实业专使。这个曹汝霖是个有名的卖国贼。并且，内定另一个卖国贼陆宗舆为北京市政督办。这两个卖国贼都是亲日派。梁士诒对他们委以重任，是想通过他们向日本借款。梁士诒准备以北京市政公所财产及建筑物作抵押，向日本借款1000万日元，以解燃眉之急。

梁士诒上台短短几天，就完全暴露了他的亲日面孔。他背靠亲日派的大军阀张作霖，颐指气使，有恃无恐。“安福战犯的特赦和卖国贼的上台，说明北京政府完全控制在亲日军阀的手里，这是西方帝国主义和他的工具吴佩孚所不能容忍的。”

其实，直奉矛盾的激化，有外因，也有内因；有远因，也有近因。梁士诒组阁是直奉战争的内因，而其外因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之争。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要想找一个代理人，他们相中了吴佩孚，认为吴佩孚是一个理想的人选，称他为“新中国的大英雄”，比张作霖强。他们对吴佩孚的支持不遗余力，给枪给钱，直至派顾问组织和训练飞机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