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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施特劳斯一贯反动，其“哲学王”的精英主义

思想恰好解释了布什政府对劳动人民的歧视。而右派们，突然发现自己原来还可以抱上哲学

的粗腿，不免有些沾沾自喜　从施特劳斯的“反相对主义”中，他们找到了“邪恶轴心”

理论的依据；从施特劳斯对民主之脆弱的忧虑中，他们找到了扩张民主的斗志。如果说施特

劳斯的确和新保守主义者分享着什么的话，那就是对民主自由之脆弱的恐惧。

那么，哪一个施特劳斯更真实？　那个蔑视民主自由的施特劳斯，还是那个捍卫民主自由

的施特劳斯？又或者，是他对自由民主制度抱有一种矛盾态度，还是他所面对的自由民主制

度本身就是一个悖论，而施特劳斯　由于他的深邃、他的敏锐，和他对人类命运的叹息

诚实地展现了这个悲剧式的悖论？他对民主的警惕，与其说是对民主本身的反感，不如说是

对其孕育的暴政的警惕　民主自由制度是如此是脆弱，如此之容易被诱惑，无法抗拒一种

自我毁灭的重力。

正是施特劳斯对这个悲剧式悖论的凝视，将他与那些“新保守主义”的外交鹰派区别开来。

新闻媒体对一个哲学家和一个政治家的撮合，并不能揉捏出一个新保守主义的“哲学王”。

施特劳斯的思考，来自于他对暴政的警觉，和对经历过暴政的人的悲悯。他大约不曾想到，

在他死去

30年之后，这悲悯会被劫持成一种针对整个世界的恐吓。在新保守主义的光环下，

施特劳斯名声大躁，然而，施特劳斯真的是获得了一份迟到的承认吗？又或者，寂寞有两种

一种是寂寞中的寂寞，而另一种是热闹中的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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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奸“克拉克”

萨达姆被绞死了。可以想象，在很多人对此消息感到欢欣鼓舞的同时，也有很多人会深感不

满：出于对“美帝国主义”的愤慨，或者仅仅出于对绞刑这种原始刑罚的反感，许多人感情的

砝码在这一刻会向萨达姆倾斜。毫无疑问，拉姆兹·克拉克会是这

“许多人”中的一个。

克拉克是萨达姆的辩护律师之一。萨达姆也拥有辩护律师这一点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个律

师竟然是美国志愿者，更奇怪的是，这个志愿者竟然是美国的前司法部长。一个前政府高官，

跑去为一个敌军领袖辩护，套用我们中国人的说法，这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美奸”了。

克拉克，生于

1927年，60年代曾在约翰逊政府里担任司法部长。他在任期间，积极推动

当时在美国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为解除南方的种族隔离政策，为《投票法案》和《民权法

案》的通过，都做出了很大贡献。

但是，今天真正让克拉克成为名人的，绝不是他在

60年代的老黄历，而是他多年以来持之

以恒地发出左翼声音。他始终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创建了一个叫“国际行动中心”的组

织，其主要成员和“工人世界党”基本重合。他积极反对两次海湾战争，并推动弹劾布什总统。

克拉克的“反美立场”，可以从他提供法律援助的“客户”名单看出来：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

南斯拉夫前总统米舍洛维奇；前纳粹集中营司令官里纳斯；94年卢旺达大屠杀主使者之一

塔克卢提马那；前利比里亚独裁者泰勒；反伊战活动分子博利甘；印第安囚犯佩尔蒂尔；巴

解组织……与他对这些“客户”的深切同情相比，他对美国政府的仇视可以说是“刻骨铭心”。

在他看来，美国政府才应该为它发起的战争受到法律的制裁。

从克拉克的法律援助对象可以看出，这必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有人称他为“战争狂和

独裁者的知音”，也有人称他为“弱者的代言人”。真相可能是，这两种说法都有其道理。

克拉克为萨达姆的辩护，自然也笼罩在这种争议当中。不管我们是否同意他的政治立场，克

拉克为萨达姆辩护的法理基础是合情合理的。在一次访谈中，他指出：“一个美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