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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撞　第三部分（13）

后来的结果表明，墨西哥宣布无力履行偿债义务的事件成了拉丁美洲20世纪80年代“失落10年”的开端。在该地区，经济增长直线下落，国际贸易出现萎缩。一些政府被迫恐慌地削减支出，以保护社会部门（如教育和健康）和基础设施，贫困程度随之上升。

工业国家对拉丁美洲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担忧，基本上因其主要努力旨在让银行系统改变资本结构而显得无足轻重。改变资本结构的关键点在于赢得时间，使银行资本基础能够顶住对全世界发展中国家贷款进行重组带来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被给予更大的应对灵活性。与此同时，一些新的用词进入银行业操作语汇，譬如“债务悬垂”和“布拉迪债券”。布拉迪债券…因美国财长尼古拉斯·布拉迪（Nicholas　F。　Brady）推动银行将其对新兴经济体的违约债权进行证券化以便出售而创设…标志着全球金融开始进入一个更为乐观的阶段。

在此阶段，新兴经济体逐渐恢复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通道；这致使一系列新的金融工具和投资活动急剧增加。24　投资者愿意承担较高的信用风险，就有可能以债券的形式购入经过重组的银行贷款。相对于工业国家政府和公司所发行债券提供的利率，这些债券的收益率含有相当高的溢价收益。然而，正当这一更为乐观的新阶段势头越来越强劲时，全世界又很快受到新兴经济体影响广泛的冲击。而且，这次冲击仍然具有破坏性。

1994年12月和1995年第一季度，全球市场再次受到震动。又是墨西哥充当了导火索的角色：其债务期限不匹配的情况加剧了一个主权国家可能进入违约状态的风险。我仍然记得，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米歇尔·康德苏（Michel　Camdessus）告知执行董事需要融资的规模和本机构不得不扛起来的融资负担时，那些执行董事的脸上都现出震惊的表情。这场危机通过实施较大规模的国际金融一揽子援救方案得以避免。拯救行动不得不经过两个步骤才达到目的。第一步注入应急资金不足以避免危机；1995年3月，一揽子行动提供的资金不得不再次加以补充。

两三年后，整个世界立即又想到，给全球金融市场造成混乱并非拉丁美洲独有的能力。1997年夏季标志着亚洲危机开始突显，这场危机在一些诸如印度尼西亚、韩国和泰国之类的国家给金融系统造成了蔚为壮观的内爆…这些经济体此前被视为处于广受称赏的“亚洲奇迹”的

中心。

时至1998年8月，动荡的浪潮已向西迁移，吞没了俄罗斯。8月17日，俄罗斯宣布将拖欠一批债务。这一浪潮西移的过程促使市场产生更大混乱，到9月，市场混乱使全球金融系统的某些部分处于崩溃边缘。这一点从以下两个方面最能清楚地得到说明：高杠杆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在危机中衰亡；以美国为首的政策制定者随后努力提供便利，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头寸进行有序解链，并让金融系统恢复流动性。

次优理论

考虑到多重均衡和触染效应，自然会引致“次优理论”（theory　of　second　best）提供的见解，这一理论可以追溯到1956年两位经济学家凯尔文·兰开斯特（Kelvin　Lancaster）和理查德·利普西（Richard　Lipsey）进行的研究。他们思考，如何在一个（或多个）最优条件不能满足的情况下做出最佳反应。凭直觉，你很可能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继续满足其他一些最优条件。然而，兰开斯特和利普西根据其研究发现警告人们不要这样做。的确，他们发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旦一个最优条件被违背，最好的结果会涉及违背其他最优条件。

为了向实习学员说明这一重要理论的独到见解，我经常提到我大学时代最喜欢从事的一项活动…玩风险游戏。玩这种简单的桌面游戏时，玩家之间进行竞争，通过征服、获取国家和大陆以控制世界。从本质上说，“军队”的调动基于骰子的滚动，这意味着获胜的玩家往往是那些使用以概率为基础的玩法形成其策略的人，特别是在游戏可能持续好几个小时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渐渐地我发现，最优的基于概率的玩法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做些小小的调整。譬如，我备感挫折地发现，当与我玩的一些对手不受基于概率的考虑因素影响时，严格坚守基于概率的玩法并不可取。我发现，我的对手越是偏离基于概率的玩法，为了抵制对手的玩法对游戏的影响，我越有可能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