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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悬起的心刚刚轻松下来，不料你母亲又出事了。

唉，人老了，记忆也老了，舌头也老了，就连皮肉里的血也老了，干什么都不可能像年轻人那么爽快、利落。你见过老人行走吗？一步一顿，走一步退半步，很烦人是不是？而他们自己却并不厌烦，是的，除了不厌其烦他们没有别的能耐。我相信我很早就已变成一个老人，一个啰嗦的人，譬如这拐杖，它是说明我老和啰嗦的有力把柄，我离不开它，它既是我的累赘，又是我的一只脚，我靠着它出门、上街，预防各种跌倒的危险。有时候，我也要用它打一条冒犯我的恶狗，大街上也许没有一条真正的狗，但是像狗一样的人并不是没有。哦，你看，我又把话扯远了。

那天是星期天，我记得很清楚，上午我在家阅读了几张解放区的报纸和一本小开本的油印刊物（都是秘密得到的），使我深受鼓舞。中午时候，天气很好，妻子让我带儿子和女儿去小红山公园看马戏团的演出，我以有事搪塞了。其实我没事，我只是想清静，想一个人呆在家里，让宝贵的孤独包围我，让那些平时沉睡的东西苏醒过来（就像有片薄薄的阳光在我心里蠕动着，使我看见细微，听到静的声音）。干我们这行静心静气是最重要的。

后来，我坐在阳台上，目送他们远去，初春的阳光温暖又快活地在孩子身上跳跃着，妻子一只手牵着儿子，一只手牵着女儿，很抒情的背影，很像一个幸福的母亲和家庭。这时我突然想，这场战争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在莫名其妙的不安中默默地回到房间，荒唐地翻出了上午已经看过的几张解放区报纸，重新又看了起来，仿佛这种阅读能够给我勇气，使我安宁。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因为几张报纸都亲切地告诉我：大决战已经开始，我们已经赢了第一个回合。我一边接受着熟悉的鼓舞（因为已是第二次），一边以一个幸福的人的眼睛预视着未来，我想我们的军队也许很快就会攻打南京，战争也许很快就会结束。

大约是一点多钟的时候，你母亲像幽灵一样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马上意识到：她一定有什么紧急事要告诉我，就下楼去把门关了。回来，我见你母亲躺倒在沙发上，微睁着眼，满脸疲惫，像个病人。我想是不是出什么事把她吓得这样，所以心里更加着急，问她出什么事了。她不置可否地摇摇头，很心乱的样子。我又问：

“你脸色不好，很苍白，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她这才抬起头，看我一会，突然告诉我——很坚决地：“我怀孕了。”

“怀孕？”我像是被什么烫着似的，慌乱地说，“怎么可能呢？”

“我上午去医院了，”你母亲摇摇头说，“没错的，已两个多月了。”

我徒然地在房间里徘徊，思考，我知道，这并不是个正常的喜讯，你母亲找我也并不是来报喜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道费解的难题，要考验我们的理性和感情。我不需夸张就可以这么说：这个生命伸出的一只手握住了我们的良心，另一只手却抓住了我们战士的信念，它把两件我们最最珍视的东西放在一起，同时又无情地让我们做“只要其一”的选择，这种选择无疑是我们每个战士最最害怕面对的：比死亡还害怕！死亡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可怕的事，因为我们无视死亡，因为我们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人们经常这样说，我们确实也是这么做的。

“他知道吗？”我问。

“谁？”

“大海。”大海是杨丰懋的代号。

“他去缅甸了。”

“什么时候能回来？”我想这种事情应该首先让孩子父亲知道……

“不知道，”你母亲说，“才走的，也许还要很久。”

我又问：“现在有谁知道？”

她说：“没人知道，就你和我。”

我问：“你打算怎么办？”

她说：“你看呢？”

我说：“这个问题只有你和组织才有权回答。”

以后几天我一直在等她的回音，我希望马上召开一次红楼会议。但会议不是我和你母亲可以召开的，我们只有等着它开，无权召开；只有老A或者代老A才有权召开红楼会议。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老A（老大），只有在那几天里我忽然希望自己就是老A。

有天，我去“小洋楼”给郑介民送文件，经过你母亲办公室时，我故意干咳两声，通告你母亲我来这里了，如果有事她会设法与我取得联系的。我们当时有种约定的联系方式：只要你母亲在楼道的大厅里给人算扑克牌命，就说明有事，我就要注意接收信号。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