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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识破，他们人还没回到广州，就被双方当事人一起告到报社。当时报社责令他退出所有赃款后，又对二人进行了严厉批评。当时由于李民英和任天阳的缘故，还有那位司机也是任的亲戚，两人这次并没有被开除，在两人写了检讨后，最后有关领导对邓记大过处分。此事报社所有员工均知道。

由于邓世祥在报社有靠山，加上他在做新闻时很会动脑筋，生财有道，在购买了楼房后，很快他又开上了辆新车子。在当时南方都市报的几十名记者中，能卖车子的人极少，当时采访部也只有魏东卖了小车，因为他是广州军区的团级转业干部，其妻也是收入很高的白领。邓世祥在1998年底购买了价值近10万元的新车后，每天春风得意地驾驶着那辆夏利小车来报社上班，更是四处向人吹嘘。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凭邓世祥每月的正常收入，他是绝对卖不起车子的，因为，第一，都市报的记者虽说当时在广州市新闻界的收入还是很高的，除了中层干部外，采访部记者的工资都是固定的，但记者每个月的收入与他的发稿量是成正比的，而每个记者每月的稿件见报量，稿件质量，不但都有专人统计，还每月向全报社公开，所以每个记者的正常收入大家都能看得很清楚，而当时邓世祥的发稿量一直不多：第二，邓世祥刚购置了新房子，这是一笔数目不菲的支出。第三，与他非法居的李梅长期没有工作，而且他们当时已经生育有两个小孩子，凭邓世祥每月的正常收入，支付家人的有关生活费就已是捉肘见襟了。那么邓世祥又是如何有钱来卖房卖车呢？个中缘由，读者也许自有分明了。

1999年7月，我因为“祈福新村”特大凶杀案的采访，惹了大祸。我这只“出头鸟”被突然剥夺了采访权，被迫离开曾经几次差点为之付出我生命的《南方都市报》。痛定思痛的我，身心伤痕累累，一边闭门反思，一边认真读书解闷。

就是这个月底，陈良琴突然打来电话告诉我：她决定在近日南下告邓。因为他们的儿子五岁了，已经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但邓世祥已有一年多时间不给儿子寄钱，他们的生活都很困难。向邓要钱，邓不理。陈突然问我：邓说你因为违法乱纪而被人抓起来了，这是真的吗？他还再三警告我不要与你打电话。陈还颇为奇怪地问我：每次她传呼我的时间邓怎么都记得那么清楚呢？她的话一下子提醒了我。凭我对邓人品的了解，我意识到，邓肯定一直在背后利用密码查询我的行踪，而他的密码说不定早就更改了。我一查，果然发现邓的密码变更了！直到此时我才明白：邓早就对我心怀芥蒂了！

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我每天的行踪，包括我的所有隐私，邓都通过查号台获知！难怪每次陈良琴与我联系他都知道呢！

1999年8月，陈良琴携带着邓珂来到广州；到报社找邓要钱，没想到被拒之门外；找报社有关领导，无人理睬；陈携子去省妇联及其他单位投诉，但因涉及省委机关报的南方日报社而无人理睬。就这样，陈良琴一连几天在羊城四处投诉，却毫无结果。

8月7日，走投无路的陈良琴又一次在电话里向我哭诉道：“石记者，我真没想到他会打骂我没想到也会如此对待他的亲生儿子他怎么配做记者呢？我怎么办呀？我找了几个领导，他们都不管这事。你就行行好，快帮我们母子一次吧”她那撕心裂肺的哭诉，实在让我的良心不安！其实，来到羊城的当天，陈就要求见我，但我没有答应，只是提醒她最好是与邓当面协商，妥善处理好孩子的事情，好说好散。

这个时候的我处于深深的矛盾之中：从道义上讲，作为一名新闻记者，邓的所作所为理应受到社会和法纪的惩处，我与其他同行一样，对他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从感情上讲，我实在不忍心邓再一次被报社开除，更不愿陈母子去有关部门告发他，毕竟我们曾经也算是生死兄弟，对于这些“私事”报社领导都不管，我又何必因此去得罪他呢？再说，此事只要我一出手，得罪的不仅是邓一个。那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只要我一介入，将会给我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另外，我那一向与人为善、谨小慎微的女友，也多次劝我不要管人家的这种事，就让他们自己解决去。

我答应与她们母子见面，并约好由我和我的女友请她们母子吃一顿饭。

我在女友的陪同下见到了陈良琴。她个子不高，外表清秀，穿着一身很普通的衣服，一看就是那种很本分善良的女性。她和邓世祥的儿子此时已五岁了，长得虎头虎脑，很可爱，很快就与我混熟了。饭中，面对我们特意点的一桌子菜，满面疲惫的陈良琴却难以下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