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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孙宝琦准备了每个重２０两、印度产的“大土”三个，乘车到华格臬路２１６号的杜公馆拜访。 杜月笙看到这位“孙总理”亲自来访，不免一怔。他和他素不相识，此次来访，意在何为？杜月笙不敢怠慢，马上命人把孙宝琦热情地迎进客厅。 孙宝琦寒暄一番坐下后，仿佛不在意地请教：“照目下的行市，不知印度大土每只值多少钱？” 杜月笙说：“目前禁烟甚严，大土久已绝迹，没有行情了。” “哪里话，我这就有３只。” 孙宝琦说着，吩咐跟班立即到汽车里取来，放在桌上，笑着又说：“以前听说是２００两银子一只，现在算它涨了几倍，也不过千把元一只吧。” 杜月笙连忙说，“这么好的东西，大概绝不止千元一只，怕要２０００块钱吧。” 孙宝琦有些得意，说：“听说杜先生有时喜欢‘香’两口，古人云：‘宝剑献于烈士，红粉赠之佳人’，这就献给足下吧。” “不敢当，不敢当。”杜月笙连忙说，“让我照价买下来，送给时疫医院，救济病人，为慕老造福罢。” 孙宝琦忙说：“那么，就算捐给善会吧！”他连忙取出捐款簿，摊开放在桌上。 杜月笙吩咐秘书：“写一万元，开张支票给慕老。” 接过支票后，孙宝琦万分感激，兴冲冲地告辞。 谁知上了汽车后，司机却对他说：“孙总理，这３只大土，杜先生已经送回，放在车后座上了。” １９２４年春，去找杜先生的人除了达官贵人、社会名流外，还有一些普通老百姓。 租界马路对面的一个弄堂里，住着一家王姓居民，家中不幸被窃，两箱子衣服全被偷走了，其中有几件是祖传的“传家之宝”。 王姓居民情急之中，也“去找杜先生”。 杜先生的名声，王姓居民当然知道，但是他会不会帮忙姓王的，王姓居民却觉得实在难说。 当他转弯抹角找到杜月笙时，杜月笙却微笑着说：“让我想想办法吧。” 第二天清早，姓王的起来准备去买菜，开门一看，一卷纸压在一块石头下。拿起一看，是一沓当票和几十块钱。 他不明究里，顾不上去买菜，拿着当票跑到当铺，结果，他那些被盗走的衣服和传家宝全在那里，他用这钱一赎，就把衣服和传家宝全赎了回来。 这时，法租界中，职工大多数是中国人，但他们的工资却少得可怜。在水电公司的法国籍员工，月薪起码有２００多块光洋，而华工却平均只有１２块。公司虽每次都答应了工人提出的改善待遇的要求，但都从没有兑现过。 １９２４年３月中旬，水电公司工人实行总罢工，要求履行增加工资的诺言。法方不但不理会，反在第二天关闭厂门，拒绝工人上工。 法商水电工会于是决定实行罢工，并正式提出以每人每月增加工资８元，废除罚款制度作为复工条件，法商方面拒不接受。 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几次邀请劳资双方进行调解，法方拒不参加，并且态度异常蛮横。几天过后，法商方面宣布，所有罢工的工人一律开除，另外招雇了一批白俄工人和新工人接替工作，双方矛盾加剧。 为了使罢工取得胜利，工会里的杜月笙徒弟说：“我们去找杜先生吧，他一定会使我们取得胜利的。” 杜月笙果然爽快，接到工人们的求援信后，立刻吩咐管家：“墨林，把这两万元钱送到法商工会去，让他们支持住。就说我杜月笙说的，不加工资，绝不复工。” 万墨林刚走，法国资本家的代理人、法商水电公司买办沈叔眉跟着来到，他说：“杜先生，这工潮越闹越大，请你无论如何得设法制止。” 杜月笙忙说：“沈先生放心，这事我不会不问的。你回去对甘格霖总领事和费沃礼总监说，就说我杜月笙说的，工人工人，就是做工的，不做工，绝对不行。”&nbsp&nbsp＇返回目录＇&nbsp&nbsp　。。

“有事，找杜先生去！”（2）

罢工最初只限于机务部门，自从法国人指使越南巡捕在华成路开枪打死一名去参加开会的工人后，车务部门的工人也参加了罢工，弄得法租界内电灯不亮，电车停开，自来水供不上，预定在７月１４日举行法国国庆狂欢也不得不宣布改期。 ７月２１日，法国巡捕又枪杀在水电工会俱乐部开会的工人，当场死伤２０余人。这一惨案激起全市工人的愤怒，其他工会也纷纷行动，支持罢工。罢工浪潮开始席卷上海滩。 情形越来越严重。法国总领事甘格霖和巡捕总监费沃礼，请杜月笙出面设法不让工潮继续下去，可是，他们对工人提出的要求却不肯接受。为了使法国人松口，杜月笙叫来门徒陆京士等人说：“你们去组织个‘罢工后援会’，处理有关事宜，既要让法国人给工人长工资，又要迅速让工人上工。” 然而，法国人态度十分强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