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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两游人从江边走过，夕阳下的身影拖得很长。人们悠闲自得，不知名的水鸟向着夕阳射去，使古城有了几分诗意的因子。也许投降的话题沉重，但我们的民族什么时候多些理性，多些设身处地将心比心，那么方先觉的晚年就会是另一种样子。

水，流着，为谁流下潇湘去？

江风大了，回宾馆吧。

在宾馆抓起《血泪忆衡阳》这部淹没六十年才得以出版的书，在扉页记下一些感慨，成为这篇文章的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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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马几曾入梦（1）

公元一九三六年冬，张学良发动兵谏。陷入危局的张学良自知“闯祸”，乃问计于蒋百里。当时蒋百里也在兵谏中被禁西安，蒋百里如诸葛隆中一样，言说这是力的问题，在西安这里，你有几杆枪就足矣了，但是西安以外呢？张学良忐忑说他担心的是南京城里的“力”，当时何应钦力主武力*叛将张学良。蒋百里很干脆地说，南京不会有问题，也就是说何应钦之“力”，小于蒋介石之“力”，南京决不会置蒋生死于不顾，张于是才稍稍安心。可是，中央军仍然日夜兼程地西进，谁能担纲到南京解围？张学良再询之蒋百里，蒋百里反问道：“留在西安的军事大员中，你最恨的是谁？”

张答：“我不恨什么人，只有蒋铭三蒋鼎文！这个人好出坏主意，我看他不顺眼。”

“那么最好派铭三去。”

张不明其意，蒋百里说：“派一个你最不喜欢的人去，就可以表示你绝无伤害其他中央大员之意，也表示你对和平解决时局抱有极大的诚意，这样，南京方面才会相信你。”

张学良接受了蒋百里的意见，并请蒋介石写一道停止轰炸西安的手令，让蒋鼎文带到南京去。但是，蒋介石不肯写，怕亲笔手令落在张的手里；张学良也怕蒋介石直接交手令时，与蒋鼎文关起门来说话，对己不利。蒋百里叫张陪同蒋鼎文去见蒋介石，当蒋把手令直接交给蒋鼎文后，两人同时退出。

于是乎西安危殆解除，但张学良像一个做错事就赶紧扔掉凶器躲起来的孩子，仓促决定亲送蒋介石回南京，最后被囚置在为他量身定做的牢狱里，一直到白发暮年。

一

民国初年的许多人和事，在今天看来，简直让人艳羡得不可思议。那些人有点像六朝人物，既有真性情，又有敢担当国事的谋略勇毅，即使读书人，也是风云激荡，记得鲁迅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就写过那时的风尚：

但这是当时的风气，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才能被称为好文章，我还记得“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是大家传诵的警句。

狂放，是那个时代的底色，那时是崇尚血气的，佩剑高歌的秋瑾就可以证明此说不虚。鲁迅的那个“戛剑生”的笔名，像是他在《铸剑》里复仇的黑衣人。你能想到鲁迅骑着马在南京城街巷策马奔跑的样子吗？那时的文人也并非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孱弱之辈。

蒋百里和蔡锷就是在这风云激荡的时候，来到日本学习军事，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一步兵科，一骑兵科。蒋百里与蔡锷同庚，两人志同道合，遂成生死之交。蔡锷是梁启超弟子，那时梁启超在日本避难，由蔡锷介绍，蒋百里结识梁启超并拜其为师。梁启超对蒋百里分外赞赏；蒋百里视梁启超为师，执礼甚恭。后来蒋百里留德归国后，曾写《欧洲文艺复兴史》，梁启超阅后大为赞赏，蒋便请梁为此书作序，不料梁汩汩滔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连梁自己都觉“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只好加写一短序，而把长序改为著作出版，这就是著名的《清代学术概论》，但《清代学术概论》的序言，却是梁启超反过来请学生蒋百里所作。

一九○二年，蒋百里当选中国留日学生大会干事，并组织“浙江同乡会”。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宣扬“立宪”，尤重“新民”：“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接着又写出了《新民说》、《新民广义》等文章。蒋百里用笔名“飞生”撰写《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刊于《浙江潮》，指出：“《新民说》不免有倒果为因之弊，而《立宪说》则直所谓隔靴搔痒者也。”这场论战，实际上是后来章太炎与梁启超大论战的前奏。有人问蒋：“梁任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