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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加身不只宋朝有，只不过陈桥兵变的那帮兄弟们做的比较明显、具备形式感而已。

刘亭长乍入皇宫，“帷帐、狗马”我所欲也，“重宝、妇女”亦我所欲也，人性底层的毛病和欲望统统暴露，这不算什么，不这样做反而有些矫情，显示不出乡村干部的淳朴本质。让人意外的是，卖狗肉火锅的樊哙语出惊人：“你是想做皇帝呢？还是想做小地主呢？”皇帝可以天天猪肉大饼，小地主只能逢年过节改善伙食，这个选择题出的比王小丫有水平。

如果屠狗之辈有此见识，后来韩信还耻于与樊哙为伍，那就是韩信有毛病，韩信有毛病虽不至于死，但确实欠扁；反过来说，如果韩信没看错人的话，那就有这样的可能，樊哙这几句回响于历史天空的话是萧何一字一句教的，著作权是萧何的，只不过借樊哙的大嗓门和威武气势发表一下而已。如果真是这样，张良“愿沛公听樊哙言”的劝告就有点儿晚了，落在萧何之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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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袍加身岂止在陈桥（2）

我甚至这样联想，“进了咸阳做皇上”这句话，萧何早就已经念叨给刘邦听过了：黄袍已经加身，登基还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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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忽悠人一个坑人（1）

十一月，沛公悉召诸县父老、豪桀，谓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民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民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项羽既定河北，率诸侯兵欲西入关。先是，诸侯吏卒、繇使、屯戍过秦中者，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及章邯以秦军降诸侯，诸侯吏卒乘胜多奴虏使之，轻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怨，窃言曰：“章将军等诈吾属降诸侯。今能入关破秦，大善；即不能，诸侯虏吾属而东，秦又尽诛吾父母妻子，奈何？”诸将微闻其计，以告项羽。项羽召黥布、蒲将军计曰：“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至关不听，事必危。不如击杀之，而独与章邯、长史欣、都尉翳入秦。”于是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

——汉高帝元年（公元前206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99～300页

“约法三章，话一句耳！”我忘了这是哪位古人说过的，印象很深，所以每当读书读到此处，看到刘邦忽悠三秦父老时，这句话就自然而然冒上来。甚至后来每当看到有人在信誓旦旦地描绘美好未来的时候，每当有人在言之凿凿承诺要如何如何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话一句耳”。锐圆在伟大的祖国生活了四十多年，人生观谈不上，人生经验还是有一条：对美好的承诺和许愿怀疑一下没坏处。“听其言，观其行。”对###如是，对其他人也不妨如是。

历史学家一般认为，汉法多承秦法，“悉除去秦法”盖不可信。我不是学法律史的，也没读过这方面的书，但总体感觉，在中国，历朝历代，法本身如何似乎并不重要，关键是执法者的尺度掌握。“公门里面好修行”，是一个方面；“灭门县令”是另一个方面，　都是讲掌握的尺度，和秦法、汉法，抑或《大明律》、《大清律》，关系不是很大。直到今天，李敖都说我们的宪法是全世界最好的宪法，在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力方面非常充分。但是，我们的宪法实践则远远不如那些“差劲”的国家。

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杀了什么人？什么人杀人？伤人到什么程度？盗了多少？抵什么罪？刘邦一句话就能把如此繁复的立法工作全部搞完？我认为关中父老之所以欢迎刘亭长，关键是“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一是灭了暴秦，二是纪律尚好，后来军队没有驻扎在咸阳，而是“军霸上”。“约法三章”在今天看来，任何一个原始部落都自然而然能做到。如果说真的是刘邦的“约法三章”起了作用，那主要也是因为关中父老由此感觉到刘邦是个讲法制讲道理的人，一支武装，讲道理就是军队，不讲道理就是土匪。

项羽是作为刘邦的反衬出现的。项羽在河北灭了王离，降了章邯，全部击溃了秦帝国的主力军团。当他胜利之后环顾形势的时候，发现刘邦卡在非常重要的位置。搞叛乱和政变，不控制首都不是瞎整吗？！另外，对秦皇的仇恨还没有宣泄，于是项羽挥师西向。

项羽在西进过程中